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生死存亡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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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中国足协终于对外宣布了2023赛季职业联赛俱乐部准入名单。

上赛季还在中超联赛打拼的广州城（原富力）、河北队没有通过资质审核，解散将成为最终归宿。而另外一个让人扼腕的出局者则是上赛季的中甲冠军昆山FC，这支原本将升入本赛季中超的江苏球队无缘准入。2023赛季的中超联赛，确定只有16支球队参赛。

作为中国足球过去10年最具代表的俱乐部，广州恒大（广州队）拿到过8个联赛冠军，2个亚冠冠军，请过里皮、斯科拉里、卡纳瓦罗等世界名帅，引入过保利尼奥、高拉特、孔卡、塔利斯卡、吉拉迪诺这样的大牌外援。可随着恒大集团财务状况的不理想，俱乐部虽然没有解散，但在去年就已降入中甲。

2010年开始投资足球，恒大集团曾以“拯救中国足球”为己任。12年，一个轮回过去后，恒大降级了，中国足球非但没有被拯救，反倒跌入更深的谷底。

过去10年，解散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数量不小，已很难用具体的数字进行统计，几乎每个赛季开始前都会上演同样的戏码，最近这三年尤甚。

这些已经解散或即将解散的足球俱乐部的命运几乎相同——背后的投资公司没钱了，“只会花钱、不会挣钱”的足球俱乐部，像肿瘤一样被切除。

纵观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过去30年的发展历史，绝大多数俱乐部都处于非良性、非理性的生存状态中，它有着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生死存亡法则，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雷打不动地游走于职业足球发展的正常轨迹之外。

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雏形

早些年，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雏形基本上是各省市参加全运会的队伍。这些球员出自各省市青训系统，14、15岁开始组队。如果全运会足球比赛的参赛年龄段设置为U16、U20，一批球员就可以连续踢两届比赛。

为备战全运会比赛，不少地方足协把球队注册成俱乐部，然后找当地企业赞助，申请参加最低级别的中冠联赛（2018年以前为中乙联赛）。这样一来，球队备战全运会期间有更多比赛的同时，也寄托了部分人的职业足球梦想。

全运会结束后，也就是这批球员年满20岁后，他们与球队一起来到命运的十字路口。如有企业持续赞助支持，球队可以生存下来，继续参加职业联赛。否则在没有比赛任务的情况下，只能自动解散，队员们自寻出路，一部分到其他俱乐部踢球，一部分去上学，还有一部分步入社会。

前些年解散的四川力达士和四川安纳普尔那基本上都是这种模式。他们的根基是四川省的全运会代表队，后来通过本地企业赞助留存下来，再后来都因资金不足难逃解散命运。

懒熊体育去年与前国足队长杜威交流时，他讲了这样的故事：自己20岁前效力于上海有线02代表队，先踢乙级联赛，再踢全运会。全运会结束后，队伍目标冲上甲B联赛，但没有成功，赞助商不再投资，球队解散。

杜威因能力出众被国家队主教练米卢相中，把“业余球员”招入国家队，并带到韩日世界杯赛场成为中国足球那个年代的一段佳话。

随着中国足球职业化的不断发展，近些年也在逐渐摆脱以全运会代表队为班底组建俱乐部的模式。不少俱乐部通过自己做青训培养出一批人才，从底层一步步升级，最终实现进入职业联赛的目标。

不过全运会比赛时，这些俱乐部的优秀球员会被抽调至省市代表队参赛。比如2011年5月，广东省足球运动中心与五矿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后者出资100万元人民币冠名广东男足青年队。这支广东青年队的球员出自1993-94年龄段，2009年时参加过第11届全运会，拿到第4名。球队在获得赞助的情况下于2011年参加中乙联赛，并备战2013年全运会。

球队的球员分别归属于广州恒大、广州富力、山东鲁能、广东日之泉、梅县客家等俱乐部，比较知名的有刘彬彬、常飞亚、廖均健、方镜淇、杨超声等。全运会结束后，球队自动解散，球员需按照合同回到自己此前归属的俱乐部。

投资足球的目的和初心

不管是“没有解散的全运会代表队”还是一路从底层打拼上来的足球俱乐部，他们在进入职业联赛后都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比如这次解散的河北队，它的前身是河北省全运队，2011年开始征战乙级联赛，3年后冲上中甲，得到了河北中基地产集团的投资。

当时正值中国足球金元时代，中基地产集团无法长期稳定地投入，俱乐部2014年曾欠薪数月，濒临降级。2015年年初，河北华夏幸福集团将俱乐部收购。这支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球队，因华夏幸福集团最初阶段的疯狂砸钱，在中国足坛掀起阵阵波浪。

所有俱乐部进入职业联赛后都会面对一个同样的问题，随着联赛级别的提升，最初打江山的球员已无法满足更大发展的需求，俱乐部需要换血，每升一级就要采买一批新的球员。华夏幸福俱乐部从中甲冲上中超后，上赛季阵容几乎全换，大批原有球员离队。同样的情况也曾在广州恒大队身上发生。

金元足球时代有高薪诱惑，也有因“能力不足”而随时下岗的可能。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发展30年，俱乐部股权基本上都是单一结构。只有一家母公司投资，他们的兴衰决定着俱乐部的存亡。

富力集团2011年入主广州城俱乐部后，曾请来扎哈维、斯托伊科维奇这样的大牌外援、外教，获得过亚冠联赛参赛资格，但投资12年后却难逃解散命运。富力集团上赛季就基本放弃了俱乐部，球队是在广汽集团、越秀集团和广州市城投集团共同资助下完成的联赛任务。

广州恒大集团持续投资足球时，球队拿到过两次亚冠冠军。恒大集团出现危机后，球队立刻衰败，国脚级别球员纷纷离队，迅速从中超降入中甲。在此期间，广州队多次有过解散传闻，球队直到本周才正式集中，备战新赛季中甲联赛。还有更惨的，实德、权健、钱宝等俱乐部因投资集团负责人出现违法行为被抓，俱乐部没坚持多久后便宣布解散。

不可否认的是，很多企业投资足球的初心都是对这个项目的尊重与热爱。但也有一部分企业投资足球的目的不那么纯粹，希望通过投资拉近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从而获得更多足球以外的利益。一旦这些“利益”无法满足，投资足球的热情就会降至冰点。

有一位地方足协主席去年年底与懒熊体育交流时表示，自己在与一家中甲俱乐部负责人沟通时，对方表示希望能帮忙协调一块土地，用于搞足球青训项目。该地方足协主席表示“免费不可能，只能花钱租”。后来此事不了了之，该俱乐部一直酝酿离开目前所在地，但受制于中国足协规定的禁止职业俱乐部异地转让规定而未能如愿。

解散之后的一地鸡毛

在中国搞职业足球存在一个永远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入不敷出，有些疯狂砸钱的俱乐部的收入甚至不及投入的1/100。即便那些小本经营的俱乐部，想要做到收支平衡，也不现实。

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挣钱手段主要包括球员转会、赞助商、比赛门票、俱乐部周边产品以及联赛分红。中超联赛分红最多时一年大约6000万人民币，但中甲、中乙联赛几乎没有分红。

除北、上、广等大城市在球票、赞助商、周边产品开发上有还算体面的收入外，其他中小俱乐部在这上面基本挣不到钱。有俱乐部在地方政府和体育管理部门的帮助下得以签约赞助商，但这只能解决一时之需，不是长久之计。

有些中小俱乐部通过出售球员能挣到比较可观的转会费，用这些钱来维持俱乐部运营，这也是职业足球的一种生存模式。但中国的转会市场并不健全，懒熊体育听到过这样的段子：一家中超俱乐部卖给另一家中超俱乐部两名球员，转会费采取分批付款的方式支付。后来，部分转会费拖欠两年没能兑现，两家俱乐部老总甚至为此事在微信上互骂脏话。

疫情反复的这三年，中超联赛施行赛会制，俱乐部在门票、赞助商、俱乐部周边产品上的收入可以忽略，年底分红从最多时的6000万元，降到2021赛季1000万、2022赛季800万。

操持这样一个赔钱的买卖，投资公司经济状况良好时问题不大，甚至可以依靠砸钱换来几个冠军。一旦投资公司经济状况不理想，就会垮台。江苏苏宁队夺得中超联赛冠军后便解散一事给中国足球形象带来了极大负面影响。

2022赛季结束后，武汉长江俱乐部宣布解散，投资方卓尔集团承诺会把之前拖欠的工资分批发放给球员和教练。在大多数职业足球俱乐部“宣布解散的目的就是为了消化债务”的大背景下，武汉长江俱乐部的正常操作却成了中国足球的稀缺品质。

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全部是脱离于投资方、独立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从法律上来讲，俱乐部宣布解散后，球员的讨薪目标只能是这个“独立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俱乐部宣布解散的同时也意味着不在中国足协继续注册，后者不再受理该俱乐部的纠纷。

辽足俱乐部2020年解散时总共拖欠球员工资奖金3866万，球员们为讨薪曾到省体育局门前拉横幅，但无法解决问题。他们后来选择劳动仲裁，打赢了官司，却拿不到钱，原因是俱乐部账上没钱，也没有实体资产——办公地和训练基地都是租的，仅剩的办公用品的价值可以忽略。这种情况在中国足球很常见，不少讨薪球员最后发现俱乐部的唯一资产是一辆大巴车。

俱乐部解散后球员拿不到钱在中国足球已是常态。更让人痛心的是，这不但没有成为羞耻，反倒被一些足球俱乐部管理者们拿来作为要挟球员的手段。每年审核准入材料时，中国足协都会要求俱乐部提交有球员、教练亲笔签字的“上一年工资奖金已全额发放”的确认表。个别没有发钱的俱乐部管理者会对不想签字的球员说：“不签字的后果就是俱乐部解散。一旦俱乐部解散，你们谁也别想拿到钱。”

推倒重来后把老路再走一遍

过去10年，中国四级职业联赛解散球队的数量，已无法统计出确切数字。解散前，投资公司也想过转让，但成功案例不多，尤其最近这几年。

企业之所以不愿意接手足球，一方面是因为当下中国足球形象不佳，其次是因为职业足球俱乐部投入太大，回报太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俱乐部的债务和纠纷。

天津天海（天津权健）俱乐部2020年解散前提出过“零转让”，但它有10亿元债务，这些需要接手方承担，很多企业因此望而却步。天海俱乐部当时的债务是在明面上的，而有些俱乐部解散时的债务和纠纷是隐性的。接手时如果不能完全理清，后患无穷。

另外像实德、权健、钱宝俱乐部的投资者都因犯罪被抓，俱乐部的名声因此受到影响，就更没有企业愿意接手。

愿意搞足球的企业宁肯白手起家，从最低级别联赛打起，也不愿意买一个可能有隐性债务或名声不好的更高级别联赛的壳。

以今年为例，河北队退出职业联赛后，廊坊当地会重新组建起一支新的球队，这支球队以年轻球员为主，从最低级别的中冠联赛打起，其中一部球员来自河北队的青训梯队。广州城俱乐部解散后，本来有意向收购俱乐部的广汽集团也采取了相同的模式。

这样的操作方式在中国足球圈并不新鲜。2022年5月，重庆两江竞技俱乐部解散，重庆足球将中心转移到了2021年年底组建的重庆铜梁龙俱乐部，该俱乐部以获得第14届全运会银牌的重庆U18全运队（03年龄段）为班底组建，还引入了2021年解散的北京人和俱乐部的梯队球员。

又是以全运会队为班底，又是从低级别联赛打起，又是人们熟悉的那条路：成立俱乐部、找到投资方、换血、一步步升级、在顶级联赛站稳脚跟。

这就是一个在不出问题的前提下推演而成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生存法则。

一旦其中的某个环节有闪失，就将面临解散风险。即便最后真的到了“在顶级联赛站稳脚跟”这一步，也随时可能会因为资金问题而崩盘，就像今天没有拿到注册资格的河北、广州城俱乐部。他们从“成功”走向失败的原因几乎相同——投资企业出了问题，足球俱乐部成为负担，第一时间被抛弃。

职业足球是个消费品，它本该给人带来更多快乐，但在我们这里却常常让它变得无比沉重，有着说不尽的苦难。脆弱的中国职业足球就像年久失修的危房，随时都有承受不住、推倒重来的可能。在这样的往复循环下，尽头和解药在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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