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马”武汉，凭什么反超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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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马”武汉，凭什么反超杭州？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砺石商业评论，作者 | 王剑

谁也没想到，疫情中颇有些“悲情”的武汉成为一匹经济“黑马”，居然在2022年的“GDP十强城市榜单”中，上升至第八名，以GDP总量1.89万亿元的微弱优势超越杭州（1.88万亿元），展现出经济提速发展的韧劲。

2023年，武汉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确定了“经济增长6.5%以上”的预期目标，并指出这一目标“兼顾了需要和可能”。

这意味着武汉对眼下的经济总量尚不满意，依然发力拼经济，力争跻身中国城市的“两万亿俱乐部”。

不过，达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武汉将如何发力冲刺？其GDP跃升的背景又是什么？

武汉的历史沿革

武汉市下辖13个市辖区，总面积8569平方公里，人口1365万，不仅是中部六省里唯一的副省级市和特大城市，还是国家级的重要工业基地。

武汉不仅是高校林立的科教基地，更是华中地区公路、铁路、航空、内河航运交织的重要交通枢纽，素有“九省通衢”“天下之腰”美誉。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通过汉水直通长江，西连巴蜀、东接吴越，再通过洞庭湖、湘江、鄱阳湖、赣江，沟通湖南、江西，历史上一直是南来北往的重要水路码头。

当年孔子去楚国推广自己的政治理念，途经武汉时，因为迷路，派弟子询问当地人码头位置，成语“指点迷津”便由此而来。

乐师伯牙与钟子期惺惺相惜，彼此“高山流水遇知音”，他们相遇的地点便是武汉。

武汉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3500年前的盘龙城。但历史积淀实际来自东汉时期的荆州，整个区域背靠长江，人口和经济发达，逐渐成为荆楚大地的重要区域，也是后来三国的兵家必争之地。

荆州所辖属地，从今湖北湖南一直延伸到河南南阳。此区域中，还有同样繁华且地理位置重要的襄阳等地。

正因为城市区域繁华，水陆交通便利，唐代的李白在此迎来送往十多次，写下《送孟浩然之广陵》《送黄钟之鄱阳》《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等诗歌名篇，实在是对武汉情有独钟。

晚清，武汉的码头优势凸显，被西方列强觊觎，汉口被迫开埠设关，英俄法德日五国相继在汉口开设租界，沿江建设了上百栋风格各异的近代建筑。

随着大量洋企进驻，武汉被迫卷入世界贸易体系，外贸进出口额一度仅次于上海，常年高居全国第二。

洋务运动兴起后，武汉成为先驱城市之一，先后建立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湖北枪炮厂（汉阳兵工厂前身）等一批中国早期近代化企业，奠定了早期工业基础。

同一时期，在洋务派官员张之洞力挺下，北京和武汉的京汉铁路修建竣工；不久，连接武汉和广州的粤汉铁路修建完成，两条铁路形成全长2313公里，横穿中国腹地、纵贯南北的重要干线。

不过，京汉、粤汉两条铁路的修建成功，却奏响了清朝政府覆灭的“哀乐”。

粤汉铁路修建时，驻扎武汉的清军被调入四川参与镇压“保路运动”，湖北防务空虚，促成武昌起义爆发，清朝政府被推翻。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之前并无“武汉”这个城市称呼，上述故事分别发生在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各自都有特色。

无论古代还是近代时期，武昌都是重要的政治中心和军事要塞；汉阳因洋务运动而兴起，是全国举足轻重的军工中心；汉口建城历史最晚，却仅靠一条汉正街，在商贸领域独领风骚，民国时期便有“东方芝加哥”的称号。

国民政府在枪炮声成立后，随即对全国行政区进行调整，将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合并组成武汉市，并把政府首都从广州迁移至此。

抗日战争时期，武汉成为全国重要的战略要地。中国军队为抵抗日军南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武汉会战，可惜由于实力悬殊，武汉最终沦陷。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曾将武昌和汉阳组成新的武昌市，商业贸易发达的汉口被列为直辖市。

武汉的工业和商贸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考虑到武汉地理位置重要，重新将武汉三镇合并为武汉市，作为中央直辖市以及中南地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

1954年6月，武汉被并入湖北省，成为省会城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武汉从原先的“工商金融和近代工业中心”转型为重要工业基地，经济实力一直傲视全国其他省市。

不过由于长江的阻遏，武汉三镇交通并不方便，彼此融合缓慢。

1957年，分别架设在汉阳龟山和武昌蛇山的武汉长江大桥竣工通车，这是一座跨越长江的铁路公路两用桥，自此“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武汉三镇终于抱成一团。

1958年，新中国第一炉铁水在武钢产出。随后，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青山热电站等重点项目拔地而起，武汉成为了全国重工业生产基地。

木之长者，其根必固。到20世纪80年代，武汉产业结构逐渐形成了以冶金、机械、纺织为三大支柱，食品、化工、电子、轻工、医药、建材等有一定规模的门类比较齐全的产业结构。

1985年，武汉工业体系有33个大类和387个小类，占全国40个大类的83％和539个小类的72％，地位非同一般。

改革开放40年间，武汉重工业比重不断提升，在机械工业领域，已成为全国重要的船舶、汽车、铁路运输机械、大型成套发电设备、机床工具和工业基础件等生产基地。加工业也逐渐从农副产品实现向金属材料、半导体、集成电路和石油化工等工业材料进行转移。

由于整个工业体系都是沿江而建，为了让武汉经济发展规模更具拓展，武汉的城市格局也发生巨大转变，早先的三镇相继分割为武昌区、青山区及洪山区（原武昌）；江汉区、江岸区、及硚口区（原汉口）；汉阳区（原汉阳）。

在此期间，武汉又通过兼并周围市县，相继形成江夏区、蔡甸区以及新洲区等区域，逐渐形成了人们印象中的“大武汉”面貌。

工业体系不断推进的同时，武汉的商贸业也在蓬勃发展。素有“九头鸟”之称的武汉人，是公认最精明的生意人。

在商品经济大潮洗礼下，武汉的汉正街成为了“全国小商品市场第一街”，甚至有“对外开放看深圳，对内搞活看汉正街”的美誉，被坊间视为改革的风向标。

“黑马”武汉，凭什么反超杭州？

易中天对武汉人会做生意十分推崇，更对武汉人“能文能武，能官能商”的性格印象深刻。他在《读城记》中曾这样介绍武汉，“武汉文化东西结合、南北杂糅的特征十分明显。”

其实早在晚清时期，武汉城内便流传着“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的竹枝词。

在易中天笔下，武汉人“比南方人高大，比北方人小巧，比成都人剽悍，比上海人朴直，比广东人会做官，比山东人会经商，比河北人会作文，比江浙人会打架。总之是能文能武，能官能商。”

因为武汉是一座近代移民城市，这座通达江海的城市，昔日繁忙的交通物流留下不少码头工人、铁路工人，兴旺的商贸又带来大量手工业者和商人，更引来无数移民迁移至此，最终汇集了不一样的人间烟火。

留下100万大学生的武汉

来到武汉的外地人，可能会被风风火火的武汉人吓到。

没办法，工人要早早到码头装卸，要去工厂打卡上班，商人要出街跑生意，武汉人干啥都求快，而且极为随性。

早餐在武汉被称为“过早”，一碗热腾腾的热干面、糊汤粉、牛肉粉、汤包，武汉人端起来就风卷残云；桌子不够用时，板凳来凑，一样吃得香甜可口。

时间来不及的武汉人捧着早餐边走边吃，甚至还能边骑车边吃。但是，吃得快，还能吃得稳，才算一个合格的武汉人。

武汉人性格中的“快”，还表现在公交车上，当地的公交车司机曾被网友戏称为“F1车手退役兼职人员”。

著名的521路公交，是武汉市公交圈内的“极品飞车”代表，车速快到能给人体会到“贴地飞行”的感觉。

其他各路公交，也都是到站没停稳就起步，超出租、超客车，狠起来连同一车队的公交也照超不误。

这番奇异景象源自上世纪90年代公交改革，经历了由国营到承包制，再到私营的转变，经济效益驱动下的公交司机，为了多跑多赚，自然铆足了劲儿踩油门。

虽说经过几次改革，武汉公交的“速度”终于慢了下来，但仍旧有司机时不时高速超车，让武汉市民倍感“亲切”。

不过可别以为武汉公交如此“野蛮”，就觉得武汉人没文化。武汉可是全国有名的“学都”，拥有近百所高校，其中2所985高校，5所211高校，在校大学生人数达118万名，居全球大城市中第一。

不过，很长时间以来，武汉的大学生虽多，但始终面临留不住人的窘境。在武汉毕业后的大学生几乎都被经济更发达的“北上广”等城市吸引，纷纷“孔雀东南飞”。

武汉一直以来的问题是“大而不强”，经济活力不够、国企比重较大、民营经济发展实力不足。加上传统产业比重较高，三产比重结构性不足，严重限制了武汉就业机会的增长，成为留不住人的重要原因。

幸好，武汉等来了新的机遇。2016年，国家发改委印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提出，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标志着武汉正式进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阶段。

武汉也趁着“十四五”开局之年，提出加快打造全国经济中心、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国家商贸物流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区域金融中心五个中心目标，让武汉的大学生看到了发展的希望。

“五个中心目标”自然离不开人才储备，武汉政府也深刻意识到这点。2017年武汉推出“百万大学生留汉”政策实施，确定5年留下100万大学生的目标。

为了吸引大学生留下，武汉政府开启各类“真金白银”的补贴和优惠政策，比如：大学生可以低于市场价20%买到安居房或租到租赁房；不满40周岁的留汉大学毕业生可凭毕业证落户，硕士、博士不受年龄限制可直接落户。

根据武汉市公布的数据，2017到2019年新增留汉大学生共109.5万人，提前两年完成原先目标，“人口年轻化指数”增幅居大城市第一位；甚至在疫情高发的2020年，武汉还留下了30万大学生。

然而，政策带来的效应是短期的。想要长期留住人才，关键在于产业发展这一核心竞争力，才能由“政策留人”转变为“产业聚人”。

武汉以“产业聚人”

武汉的工业基础一直很强，汽车产业曾是第一大支柱产业，更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的缩影。

上世纪80年代前，武汉的汽车工业刚刚起步，主要从事汽车配件维修，谈不上汽车生产制造。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法合资的神龙汽车、中日合资的东风本田落户武汉市，以及东风汽车总部迁至武汉，武汉汽车工业才真正兴起。

城市化发展浪潮下，武汉汽车工业迎来汽车消费的迅速增长，成为全国六大乘用车生产基地之一，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产值达4000亿元，连续多年成为武汉市经济第一大支柱产业。

2022年，武汉全市汽车行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22%，规模居中部第一，是拉动当地工业经济的主引擎。

不过产业过度集中，容易出现产业链条较短、不完整等问题，这就需要在产业延伸和融合上找到新的发力点。

因此，武汉一边继续垂直整合汽车产业，一边在国家规划下，以智能制造、生命健康、信息技术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转型重点，建立了多个高新技术开发区。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以智力和技术密集为依托、以雄厚工业实力为后盾的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于1988年，是继北京中关村后建立的全国第二个新技术开发区。

这里智力资源密集，汇集了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42所高等院校，6个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院所，拥有66名两院院士、20多万专业技术人员和80多万在校大学生。

从钢铁工业迈入汽车时代，再到科技时代，经过十多年发展，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已拥有诸多产业优势和科技优势，成为集科研、教育、生产、生活于一体的高新技术科技新城，并且是全国唯一的国家光电产业基地。

如今，这里有个更响亮的名字——中国光谷。

东湖高新区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研制基地，光纤光缆国内市场占有率达66%，国际市场占有率达25%，销量世界第一。这里还拥有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中，首个集人工智能和超算的多样化云服务化算力集群，是国家“智力”的重要保证。

光谷还是全国著名企业聚集的产业园，小米、盛天网络、斑马快跑等数十家国内知名互联网公司于此落户。

光谷，还有国内互联网企业“第二总部”的称呼。

据说是在小米创始人雷军的号召下，金山、尚德机构、商汤、联想、科大讯飞等近百家企业相继在武汉设立“第二总部”。

这些在武汉扎根的企业，自然不仅仅是看雷军的“面子”，更看重的是武汉政府给出的优惠政策，当地四通八达的交通便利，以及丰富的科教资源和人才储备。

对于武汉政府来说，吸引企业来设立“第二总部”也不仅仅为了提升就业环境，更有将企业“第二总部”变为“第一总部”的图谋。

除了武汉东部的“光谷”，以武汉经开区、东湖高新区和江夏区为重点发展区域的西部还出现了“车谷”，这是武汉市政府整合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项目的“风水宝地”，目前已经有二十多家相关企业在此落地。

如果以十年为刻度，伴随武汉工业经济结构的悄然转型，十年间，武汉千亿产值的企业从无到有，现在已有6家；百亿以上企业达到53家。

十年间，武汉更成为资本进入内陆市场的首选之地，有321家世界500强企业选择落户武汉，建设投资亿元以上工业项目3585个，工业投资十年累计突破2万亿元。

勇挑“大国重器”重担的“武汉造”

资本和企业青睐武汉，是因为武汉在“促进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方面4次受到国务院督查激励，并将武汉在保稳定、促转型、抓创新、强基础等方面的经验，发文向全国推广。

武汉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关键是围绕“国家所需，武汉所能”，通过引领产业发展，强化协同创新，各类新兴产业才在国家战略的扶持下得以迅速发展。

2020年的武汉，却因为疫情，备受国人关注。

那年春晚临时加了一个节目，白岩松、康辉等主持人登台朗诵诗歌，为武汉祈福。这是春晚四十年来，唯一没有经过彩排的节目。

不过，武汉也是疫情后，全国经济最先恢复的城市之一，自身的“伤痛”经历格外受到中央关注。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外发布，其中，湖北被9次“点名”，为中部六省之最。“确保支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揽子政策尽快落实到位，支持保就业、保民生、保运转，促进湖北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成为武汉走出疫情阴霾的“定心丸”。

2022年4月，科技部、国家发改委联合批复《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规划》，武汉由此成为继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之后，国家批准建设的第五个科技创新中心，也是中部唯一的国家级科创中心。

科创中心的确立，是因为武汉的产业结构已从“武汉钢铁”逐步转型到“武汉智造”，始终保持与时代的共振。

如今，武汉集成电路、下一代信息网络等4个产业集群入选国家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光电子信息、汽车2个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新型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

武汉的产业创新动能不断增强，不仅拥有集成电路、下一代信息网络、新型显示器件、生物医药等一批创新型产业集群，产业链上还集聚了158家创新能力强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生态。

随着科技创新与核心技术突破，武汉也没让国家失望，“武汉造”正勇挑“大国重器”的重担。

高新技术领域，武汉涌现出一批重大技术成果：全球最大尺寸光纤预制棒、国内首个400G硅光模块、国内最大功率10万瓦光纤激光器、国内首套三维五轴激光切割机、国内首台新型显示喷印装备、全球首颗北斗高精度AI控制芯片、全球首款新冠灭活疫苗、水稻转基因重组生产人血清白蛋白等，遥感、地理信息、导航定位（3S）等技术水平全国一流。

国防工业领域，武汉自主研制生产的重型火箭焊接装备，为我国深空探测主力重型运载火箭提供强力支撑；参与设计世界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垂直升船机、全球首艘智能型无人系统母船；设计制造了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全球首台超万吨米级上回转超大型塔机；国产航母、北斗导航、神舟飞船、驱逐舰等一批重要国防装备的关键核心零部件都是“武汉造”。

不仅如此，武汉还先后建成7个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其中信息光电子、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中心成功创建为国家级，数量居全国城市第2位；建成国家技术创新中心2个、国家产业创新中心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30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41个、国家工业设计中心7个。

武汉在疫情中不仅没有倒下，反而以更为雄厚的科技实力反哺国家，以优异的经济成绩惊艳世人，赢得了全球企业对武汉这座城市的信任，在招商引资方面收到了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