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哥本哈根》：人性幽深处的量子观测实验

712次阅读

请别担心剧透，这部作品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它的故事性。

如同诗歌一般，诗歌有什么好剧透的呢？

哥本哈根之谜

历史也许会随着史料的增多而变得愈发扑朔迷离，我们应该关注表象之下人性中的不变量。

1941 年，德国科学家沃纳·海森堡前往当时已经被德国占领的丹麦哥本哈根，拜访他曾经的老师尼尔斯·玻尔，然而这次阔别四年的重逢却以一种相当不愉快的方式，匆匆地结束了会面，彻底终结了两人近二十年的深厚友谊，顺带着，也许也永远地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这就是著名的“哥本哈根会见之谜”。

几十年来人们对这次事件的真相一致争论不休；在冷战后相关档案解密，更多的来自海森堡、玻尔以及与他们相关的各国科学家的一手资料公之于众后，人们逐渐可以确定在这次会面中大致发生了什么，海森堡到底对玻尔说了什么，以至于玻尔勃然大怒，最终两人一拍两散。

这次谈话在傍晚散步时进行。我知道玻尔受到德国当局的监视，所以我试图以不危机自己的方式来进行这次谈话。这次谈话可能是始于我的问题：‘物理学家们在战争时期致力于铀裂变的研究是否正确’，因为这一领域的进展可能会使得战争出现严重后果。玻尔立刻明白了这个问题的意思，他露出有点害怕的神情。我记得他反问道：‘你真的认为铀裂变可以用来制造武器吗?’ 我可能是这样回答：‘在原则上是可能的，但技术上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我们只能希望，这场战争中实现不了。’玻尔对我的回答感到震惊，显然是以为我在传达一个信息，德国在制造原子武器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尽管我后来试图纠正这种错误印象，但我可能并没有赢得波尔的完全信任，尤其是我只敢小心翼翼地说话(这绝对是我的错误)，因为我害怕某些词汇在以后会对我不利。我对这次谈话的结果很不满意。”

摘自海森堡在1957年写给作家罗伯特·容克的信。

我现在特别想到的是我们在研究所里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提到了“战争”这个话题，我清楚地记住了我们说过的每一个字。一开始你就说，你确信如果战争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就会由原子武器来决定胜负，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时我对美国正在进行的准备工作一无所知。正当我有些怀疑时，你又补充说，要我明白一点，最近几年你几乎一门心思在思考这个问题，并毫不怀疑它是可以解决的。因此，你所说的‘曾向我暗示德国物理学家将竭尽所能阻止原子技术的应用’，对此我完全不能理解。在这次简短的交谈中，我非常谨慎，并思考了很多。

1961年海森堡六十岁生日时，玻尔给海森堡写了一封信，但并未寄出，这封信最终于 2002 年公之于众。

自然科学史学家普遍认为，谈话结果可能对“二战”期间两大参展集团在原子弹研制与付诸实战的走向、现今世界所面临的核威胁、未来科学的发展与人类生存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史料的解密没能解决这个谜题的核心关窍：海森堡为什么要前往哥本哈根？他的动机是什么？

在我看来，相比于那个已不能确定的历史真相，人在多重身份的叠加态中导致的行为、动机的不确定性具备更大的研究价值。毕竟历史是一面镜子，作为观测者和镜中人的我们自己能够从这面镜子中看到什么，感受到什么，以至于构成何种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以至于如何利用这些认知去反过来与现实世界交互，才是这面镜子对我们最精致而迷人的价值。

作为话剧的《哥本哈根》

对于人本身的复杂性和人类的心智的局限性导致的二律背反的深刻讨论。

为了研究人性幽深处那混沌的不确定性——人类精巧而复杂的动机，话剧《哥本哈根》中，三位主角：海森堡、玻尔和波尔的妻子玛格丽特在一个虚无的世界中以灵魂形态出现在舞台之上。以他们对与这个谜案真相的执念为线索，在死后的世界重新演绎当年那次会面，在复杂而彼此矛盾的身份叠加态中，在人性的不确定性中，抽丝剥茧。

(《哥本哈根》剧照)

为什么说“动机”是复杂的？

因为现实世界是复杂的，具备无以复加的巨量信息，参与者们在集体无意识中互动；历史是复杂的，在无数的矛盾中演化发展，偶然性和必然性参杂其中。我们不可能以机械唯物论的方式将历史和构成了历史的人们、塑造了这些人的环境、他们所做的决定和想法、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一一拆开研究，以期能够分而治之，得到任何有意义的答案。

结构本身就蕴含着巨量的信息，以至于当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之后，会涌现出无数个出人意料的新现象。

好在人天生对复杂而超过我们处理能力的信息痴迷。

以复杂的现实作为原料，《哥本哈根》搭建出它别致的舞台；剥离出现实中人性相关的种种议题分别探讨，《哥本哈根》完成了一次精巧的有关人性的量子实验。

高度凝练地提取了真实的历史中最令人揪心充满冲突的部分作为其坚实的舞台地基：首先是战争，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将主角三人划分成对立的两个阵营；然后是知识也参与其中，理论的宏伟大厦刚刚建成，由于原子核裂变的发现，核武器的发展成为可能，牵涉出令人窒息的道德挑战；最后是人的连结将这一切连结在一起，父与子，师与徒，将处于风暴的正中心的海森堡和玻尔二人的关系置于其中构造出了它最朴素却又华丽的舞台。

在宏伟坚实的舞台地基之上，三位鲜活的主角的登场了。以极度小心谨慎的态度将，他们的人生，价值，成就，情绪还原在作品中。实验的条件备齐了，于是加入最关键的能量要素——海森堡的前往哥本哈根的神秘动机开启了这次令人叹为观止的实验。在实验中保持科学的态度，任由矛盾肆意发展，任由参与者剧烈的碰撞产生炫目的火花。在这个过程中用那些或随意或日常或激烈或温柔的台词，极其深刻地讨论了诸如伦理、道德、人性、命运等话题，最终承载着几乎溢出的信息呈现给观众一部无与伦比的伟大作品。

人性幽深处的量子法则

老生常谈，“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好的文艺作品的作用不在于讲述某个事实，或是给出某类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它的价值和意义在我看来正是以一种诗歌般的模糊意象直抵人的灵魂，让人能够获得某种启示。而这启示也如镜子一般，每个人都能观察到不同的东西，或是对于伦理、道德的讨论；或是对于现实的批判；或是对于人性的拷问；或是情感上的共鸣，会心一笑，颤抖着哭泣，惊惧，惶恐，愤怒，温暖，迷恋······好似无穷的能量之源，由此我们的生命进程多了许多色彩，也多了些许厚重。

2018 年的夏天，我实习的公司位于五道口，正值大学毕业，如同一张白纸；被一起实习学姐拽着去北大看了这场毕业生演出的《哥本哈根》，自那时起，这部话剧在和现实中的生命经验交相辉映下，如同链式反应般越来越剧烈地回荡在我的脑海之中。

薛定谔的猫、双缝干涉实验中那些似乎同时走过不同路径的粒子、还有高速滑雪的海森堡，测不准他们的轨迹、似乎同时处于多种不同的矛盾状态之中；人生可以有多么迅速，机缘和命运引领着我们走向那个似乎既定的终点。

(这张照片中甚至有我)

对于我而言，这种诗歌般的启示始于下面的台词：

在回顾“哥本哈根诠释（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的创立时玻尔对海森堡说：

Bohr It works, yes. But it’s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Because you see what we did in those three years, Heisenberg? Not to exaggerate, but we turned the world inside out! Yes, listen, now it comes, now it comes .… We put man back at the centre of the universe. Throughout history we keep finding ourselves displaced. We keep exiling ourselves to the periphery of things. First we turn ourselves into a mere adjunct of God’s unknowable purposes, tiny figures kneeling in the great cathedral of creation. And no sooner have we recovered ourselves in the Renaissance, no sooner has man become, as Protagoras proclaimed him,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than we’re pushed aside again by the products of our own reasoning! We’re dwarfed again as physicists build the great new cathedrals for us to wonder at—the laws of classical mechanics that predate us from the beginning of eternity,that will survive us to eternity’s end, that exist whether we exist or not. Until we come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we’re suddenly forced to rise from our knees again.

玻尔它奏效了，是的。但更重要的是你看到了我们这三年的成果，对吗，海森堡？不夸张地说，我们把世界翻了个个儿！是的，你听着，这就是说，这就是说······我们又将人置于宇宙的中心。有史以来，我们不断地发现自身被放逐。我们将自己流放至万物的边缘。首先我们将自己变为上帝不可知旨意的附属，渺小的众生跪倒在创世纪的大教堂前。而当我们刚从文艺复兴中找回自我，当人们刚刚成为倡导者们所宣称的万物之尺度，我们又一次被自己竖起的理性产物推至一旁！又一次侏儒般地仰望着物理学家们筑起的巍峨高耸的新大教堂——经典力学法则，它不管我们存在与否，先我们之先，开永恒之起始，后我们之后，至永恒之终结。直到进入二十世纪处，我们突然又再一次站立起来。

Heisenberg It starts with Einstein.

海森堡从爱因斯坦开始。

Bohr It starts with Einstein. He shows that measurement—measurement, on which the whole possibility of science depends—measurement is not an impersonal event that occurs with impartial universality. It’s a human act, carried out from a specific point of view in time and space, from the one particular viewpoint of a possible observer. Then, here in Copenhagen in those three years in the mid-twenties we discover that there is no precisely determinable objective universe. That the universe exists only as a series of approximations. Only within the limits determined by our relationship with it. Only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lodged inside the human head.

玻尔从爱因斯坦开始。他指出，测量——整个科学存在所依赖的测量——并非是不偏不倚的、非人格化的举动。它是一项人类行为，受特定的时空观念，及观测者个人视角的影响。因而，在二十年代中期的这三年中，我们在哥本哈根发现了宇宙中并无绝对准确的客观世界。世间万物只是一系列的近似存在。仅仅由我们同它相对关系的限度来决定，仅仅由人类的思维与理解来决定。

所以…

我们是万物的主宰吗？

如果人们按严格的可辨量来测衡自身······那我们将需要一种新奇的量子伦理。

作为主宰的我们本身的混乱与复杂导致了人们彼此之间并非总是可以互相理解，即使是自己，有时候也是不可自知的，所以我们总是在寻觅，试图解开留在过去的一个个谜题。

我们尚在寻觅之中，我们的生命便结束了。

而世界将不会终结于人类。

一切得以幸免，非常可能，正是由于哥本哈根那短暂的片刻，那永远无法定位及定义的事件，那万物本质上不确定性的终极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