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穿“长衫”,攻占C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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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穿“长衫”,攻占CBD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鲸商,作者 | 达尔闻

宽街无闹市,窄巷存旺铺。

在“数字新衣”的加持下,摆摊已成为攻占城市街头巷尾的新型商业模式和消费现象。

当前,中国一、二线城市涌现了一种新的商业形态——年轻人摆弄的小地摊。它们以车尾厢、折叠式木制货架和移动小车为载体,出现在城市的CBD广场、便民菜市场旁、城市绿道边和公园、景区大门口等区域。

这些小摊的出现,已经成为城市新特色,比如在北京,很多“日落集市”在地图上可以搜索到达;在杭州,这些小摊又多以“星光夜市”的形式命名。

“摊主”们大多数是一、二线城市 25 至 35 岁的女性,她们信仰“摆烂不如摆摊”,自称“小挣青年”。这群穿着“长衫”摆摊的年轻人,她们还有多重身份,或是小红书博主、电商主播、大学生,亦或是宝妈。

在各式特色的摊位前,前来逛摊的也以年轻人为主,他们身居一、二线城市,但消费需求“很下沉”。他们不是简单追求地摊货,而是追逐源头严选货。

与此同时,不少逛摊人转为摆摊人,她们同为互联网原住民,对如何通过电商挖宝源头厂货“轻车熟路”,相比以往的摆摊者,也更懂得如何拿到源头厂货和一手价。因此,地摊货升级为严选货,以大牌代工和白牌平替为主。

烟火气和摆地摊,自古就是血脉相连,如今更是被年轻人重新定义。

博主变摊主,传统地摊货变源头严选

历朝历代摆摊行为都得到认可,因为小摊背后是民生。

在官方史料中,有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的记录比比皆是。

改革开放后,小商小贩像星星之火一样,点燃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摆摊多次扮演了容纳就业和恢复民生的重要角色。一个个小摊推动了全国商贸大流通,并孕育出一批商业大佬。我们熟知的华为任正非、农夫山泉钟睒睒和娃哈哈宗庆后等人,年轻时都有过摆摊经验。

近二十年来,摆摊经历了几经浮沉,在文明创城中一度被“边缘化”。2020年,疫情对经济和民生造成巨大冲击,一群失业中年人带着摊位走向城市街边。官方一度鼓励地摊经济,但随着疫情的加剧,地摊经济偃旗息鼓。

2023年伊始,进入后疫情时代,恢复民生和“搞钱”成为全社会最大的共情绪识。“北上深杭”等城市率先优化摆卖、设摊的管理方式,并且这种势头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辐射。

夜市开放的街头空间、城市商圈的烟火气、物美价廉的小商品、种类繁多的小吃,成为年轻人夜生活的“新宠”。

体验之余,年轻人加入其中,成为摆摊队伍的中坚力量。与三年前兴起的地摊经济不同,年轻人加入摆摊后,不再是一张方布,铺满商品即快速成摊,他们更加注重“形象管理”。在摊位装饰、空间排布、灯光设计上,都力求在有序整齐下展现特色。关于摆摊场所,他们不局限于沿街叫卖,更流行去“傍”城市商圈。

地摊穿“长衫”,攻占CBD

北京三里屯KPop市集有160多位摊主,带着小卡、海报、周边等新奇好物吸引大家前往;深圳湾万象城的咖啡市集,小屋披上粉色外衣,兔兔捧着粉色咖啡豆,少女感爆棚,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不同主题的商业市集,经过精心布置,以“小而美”又不失“烟火气”的姿态,在商圈附近出现。

 

除此之外,流动摊位迭代出后备厢集市和移动摆摊车,周末休息日也被玩出“周末集市”的新花样……摆摊这件事逐渐丰富且“时髦”起来,逛夜市和地摊选购正成为大家的一种生活方式。

与“老一代”摊主不同的是,这些年轻摊主更善于利用1688这样的线上源头采购批发平台挖宝源头厂货,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轻定制和小批发。这让地摊经济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地摊货变成了一盘来自源头的严选货盘。

在小红书,这些摊主相互交流进货机会,仅挖宝1688的自来水笔记就超过了 180 万。在这个圈子里,这些摊主自称“小挣青年”,这些摊位在小红书被叫做“1688 小摊”。

产业带地图加速“世界超市”义乌数字化

摆摊离不开货源,货源离不开小商品,小商品离不开“世界超市”义乌。中国最大的摆摊货盘线下批发市场是义乌国际商贸城。

过去,由于交通不发达、信息不通畅、电商未普及,很多摆摊人鲜有跑到义乌进货,而是在城乡结合部的批发市场或本地小商品城进货。这导致不仅价格高,而且质量不一。从而导致大家形成对地摊货等于低端货甚至假冒伪劣货的固有印象。

摆摊人蒙蒙回忆说,刚开始摆摊时,她在线下批发市场采购了一批帽子、头巾和首饰,花费上千元。后来,朋友帮她在1688上用图搜功能搜索同款商品,发现她买贵了2.5倍。无独有偶,另一位摆摊人徐璐,今年五一假期从北京前往义乌进货。然而,她发现心仪的几家店铺都是十款起批,量少折扣小,而且她对商贸城不熟悉,逛得晕头转向。

“对于拿货量小的客户,很多商家并不友好,而且很多品类的售价都比电商平台贵。”徐璐感慨道,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来线下进货,即便拿到货,也很可能是库存尾货。小买家很难拿到压箱底的好货和老客户的底价,她开始转向线上平台采购。近日,“多巴胺穿搭”成为国内外新晋“顶流”,徐璐嗅到商机后采购了一批多巴胺项链,摆摊头天就卖出40多条。

 

在电商刚开始兴起的时候,义乌将其视为洪水猛兽,甚至把线上义乌小商品市场模式的平台,如1688视为竞争对手。这些年来,义乌商贸城始终积极谋变,尝试做自己的电商平台。从2008年启动“ON CCC”,到4年后衍生为“义乌购”,再到现在的“Chinagoods”,义乌商贸城一直在电商平台上尝试和探索,迎合时代发展趋势。

在大疫三年期间,义乌商贸城的海外买家锐减,商家开始把目光转向国内市场以及小B买家。这一转变的标志是,朱燕俊的一帆日用品、翁亮的名亨饰品、楼国英的亲霞袜业等在义乌商贸城发展了20余年的生意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对《鲸商》表示:数字化已经成为必选项,跑量的时代已经过去,小批发、轻定制和年轻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他们开始在电商平台上开设店铺,通过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等渠道进行推广,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者。

今年4月,义乌商贸城历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出现——在1688上开设了义乌小商品城官方数字馆。这一举措鼓励义乌商家们把“压箱底”的好货都搬到线上,拿出给老客户的底价给年轻买家,让年轻人不需要到义乌,也能采购到义乌源头好货。

义乌数字馆上线2个多月来,最新数据显示,已吸引商贸城近三千家头部优质商家入驻,每个商家都经过了义乌小商品集团的官方认证。义乌小商品集团透露,商贸城有七万多商家,其中一半以上已经在1688上做生意。下一步,义乌小商品集团希望把这些商家逐个识别出来,纳入到官方数字馆,并在产地地图上进行清晰标识,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的采购渠道。      

摆摊副业生态圈,灵活就业三件套

最新数据显示,2020至2022疫情三年期间,中国新增了大约3200万新生儿,这背后是超过1000万个30岁以下的年轻宝妈。在成千上万的年轻宝妈中,摆摊成为她们的首选副业。

汪常玲,1994年出生,毕业于建筑设计专业,曾在深圳一家地产公司工作,负责设计商场的摊位布局。然而,在疫情期间,她意外怀孕后回老家生孩子。后来,她又怀上了二胎,成为了一名全职妈妈,同时也陷入了产后抑郁和婆媳矛盾中。

为了补贴家用、找回自我、重新跟社会连接,汪常玲不顾家人反对,哄娃睡着后晚上出门摆摊。汪常玲是做地产出身的,知道很多客户买了房子装修都是上1688找源头货源。决定摆摊后,她也上该平台拿货,专门找义乌的小商品货源,净利润有50%左右。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摆摊还治愈了她的抑郁症。如今,她有两个小摊,每天摆摊三小时,每个月纯收入近万元,与她在深圳时的薪水差不多。

 

像汪常玲一样,Lisa也是一位宝妈。去年11月,她开了一家饰品工作室,现在月收入已经过两万。她在线上平台寻找优质工厂,线下以贴牌代工的方式,在门店成立自己的品牌。同时,她在小红书上分享商品,获取顾客,并通过工厂一件代发,获取利润。

年轻人在摆摊行业中,不仅仅是摆摊赚钱,更是在创业路上不断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一边摆摊一边直播,记录摆摊见闻,短视频成为标配。他们挖掘宝藏工厂,引流到私域接广告,在电商平台摆“云摊”开“云店”,招揽学员,做摆摊培训的生意。消费活力被激发的同时,个体创业全面开花,推动年轻人多面创收。一时间,围绕摆摊形成了巨大的副业市场,有投资机构测算说市场规模超千亿元。

摆摊经济的热潮,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在疫后复苏期,烟火气和民生被放到了优先位置,多地尝试开放商业外摆、规范街道摆摊,发展夜经济。公开资料显示,今年 9 月 1 日起,多个特大城市和一线城市开始试点摆摊经济的规范化管理,为摆摊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政策支持。

 政策导向离不开现实社会压力的考量。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过去几年为年轻人提供了大量灵活就业和轻创业的机会,但随着市场的饱和和竞争的加剧,这两个行业的发展已经出现了瓶颈。

进入 7 月,走出大学校门的1158万应届毕业生,面临的是这样的就业局面——20%的青年失业率、30%本科率的广州新骑手、多个城市宣布网约车司机饱和并停止增发新运营牌照。

在上述背景下,摆摊已经成为了年轻人创业就业的新选择,以及年轻人体面赚钱最主要的副业手段,成为网约车和外卖骑手之后,第三大轻创业模式。至此,灵活就业的“三件套”也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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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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