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洛夫克拉夫特种族主义的哲学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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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青年时期，洛夫克拉夫特的哲学观就初见端倪，“到十三岁生日时，我对人类的无常和渺小有了深刻的看法，到十七岁时，我就这个问题撰写了一些文章进行详细阐释。”【注1】 这种对“人类的无常和渺小”的认识产生于一种“悲观的宇宙论观点” 。【注2】洛夫克拉夫特自述8岁起就是一名“不相信任何形式的宗教和超自然”【注3】 的“唯物主义者” ，【注4】他很自然地成为了一名从小痴迷天文学的业余观察者 ，【注5】通过发现“无限太空中还拥有数不清的恒星的和世界” ，【注6】天文学逐渐让自己注意力转向到“宇宙结构，宇宙问题……使他迫不及待研究无限和永恒的问题，深陷其中。” 【注7】

然而随着对“宇宙问题”的深入研究，“唯物主义者”洛夫克拉夫特逐渐倒向了“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并立刻表达出宇宙的绝对物质性和机械性：

“我是绝对怀疑论者和唯物主义者，我认为[可见的]宇宙作为偶然完全没有目的，转瞬即逝，宇宙产生于电子、原子和分子之间永不停息、广袤无垠的重新排列，这构成了宇宙活动盲目但有规律的机械模式。” 【注8】

宇宙是一种宏观概念，可观察到的银河和太阳系是宇宙概念的一环，但并不属于洛夫克拉夫特讨论的宏观宇宙范畴，因此，“我们不能将宇宙永不停息的进程，与太阳、银河系以及宇宙中交替形成和分解的世界相混淆……”，而更为微小的人类则表现为“一个时代在一两个尘埃表面偶然迸发出的瞬时现象”，即一种“转瞬即逝的个体进程”。 【注9】

机械唯物主义的宇宙是“于一切空间沸腾的盲目、非人性的漩涡”，它的状态太过强大，从而否定了除宇宙之外的一切事物状态：“漩涡……简单的说，这种假设是最有可能的，而其他事物的状态既无证据，也不存在可能性” ，【注10】“可见的宇宙和人类生命是可以忽略的准原子，转瞬即逝，就好像它们从未出现。” 【注11】

宇宙是“无意义的” ，【注12】加之可观察宇宙与人类生命在宏观宇宙背景中的转瞬即逝性，使“悲观的宇宙论观点”一开始就极力否定了人类的存在论价值：

“宇宙……只是电子永久不息的重新排列，一直沸腾，永远沸腾。我们微小的世界和渺小的思想只是宇宙永恒突变中的一个瞬间事件；因此，人类的生命、目标和思想都是极其琐碎和荒谬的。” 【注13】

“至于人类种族——人们可能会有失公正地认为人类会对宇宙产生利弊。而它的存在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转瞬即逝，事实上，其整个结构无关好坏，对周围世界也毫无意义。生命是不太常见的宇宙现象，当碳、氢、氮原子在行星外壳冷却时以某种方式结合或分离时，生命就此产生，之后的历程完全取决于行星历史的偶然条件。也许宇宙深处并无人类这般延绵以往、当下或将来的种族存在。这意味着人类出现得过于巧合，以至于它进化的确切条件无法在其他地方重复。在微观的地球之外，人类的存在无人知晓也永远不会被知晓。当该物种灭绝时，也无人（除非其他陆地物种出现意识）回忆起人类曾经存在过。当这颗行星最终因太阳冷寂而在冰封中失去生命时，完全无法构想出什么证据可以告诉其他人（假设分散的星系中存在其他生物）地球曾经存在过生命。无论人类是否存在，对宇宙毫无影响——因此，声称人类弊大于利，也是夸大了一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暂时物质组织的重要性。事实上，除了自己，人类存不存在对任何人都无关紧要。从自身出发，如果自己不存在，那可能还更仁慈一些。” 【注14】

这是机械唯物主义导出的虚无主义陷阱，尽管如此，“绝对唯物主义者”洛夫克拉夫特仔细检阅着自己的“悲观的宇宙论观点”，小心翼翼地将悲观情绪与作为唯物主义的宇宙论分离开来。随着年龄增长，洛夫克拉夫特早年的“悲观的宇宙论观点”很快发生了变化，“悲观”的生活态度与对宇宙崇高表达出的欣赏，让洛夫克拉夫特游离在两者之间。在对机械唯物主义宇宙观进行考察并反向受到感染之下，他抛开了早期“悲观的宇宙论观点”，而投入到所谓“漠视主义（indifferentism）” 【注15】之中。在1929年致詹姆斯·费迪南德·莫顿（James Ferdinand Morton）的一封信中，洛夫克拉夫特阐述了自己“漠视主义”的立场：

“与你猜测正好相反，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是个漠视主义者（indifferentist）【注16】 ——也就是说，我不会错误地认为管控有机生命的自然力量，会去满足有机生命过程任何部分的愿景与偏好，从而影响自然力量自身的结果。悲观主义者与乐观主义者一样不合逻辑，因为两者都设想人类目的是统一的，而且认为这种目的与陆地上必然发生的行为与事件具有直接联系。也就是说——这两种学派都以一种退化的方式保留着有意识的目的论的原始概念——宇宙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提供了生物的特殊需求，并最终造福了蚊子、老鼠、虱子、狗、人类、马、翼龙、树木、真菌、渡渡鸟，或其他形式的生物能量。” 【注17】

“漠视主义者”与悲观主义的区别在于：悲观主义者认为宇宙具有目的论概念，而人偏离了目的价值。而“漠视主义者”认为宇宙以及包括人在内的有机生命并无目的论概念，因此在宇宙层面上剥夺了人的存在价值。【注18】 “漠视主义”不排斥“悲观的宇宙观点”，但只是在认识到“我们不过是短暂生存且微不足道的小小昆虫，我们是迷失在无尽中的漂流物，朝生暮死……我们生自混乱，也将回归混乱，我们漂流在一个吞噬所有目标或物体的盲目机械循环之中” 【注19】的时候，我们不由得会产生“徒劳无用”的悲观情绪。【注20】 但这种悲观情绪并不会左右“漠视主义者”的处事态度，使他陷入全然悲观颓废的状态，而是达及一种绝对的宁静：

“唯物主义并非理想主义者描绘的悲剧——至少不是彻彻底底的悲剧。它的色彩是灰暗的，但并不是黑色的，因为即使是在最理想的时代中，普遍感受到的宁静很大一部分并非来自意识，而是出自身体和潜意识。” 【注21】

“我满足于以客观的兴趣观察周围的现象，并感到一种平静，因为作为无关紧要的原子，我能全心全意接受这种感觉。” 【注22】

因此，“漠视主义者”并不排斥同时拥抱宇宙和悲观，洛夫克拉夫特并不会因为感到悲观而拒斥这一宇宙观点，也没有陷入到虚无主义之中。于是，洛夫克拉夫特哲学在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这反应在他的存在论焦虑和对冷漠宇宙展现出来的力量表示的欢欣，并清晰体现为这两个角度表达的同时性：一方面，“我的悲伤，与其说是个人缘由，不如说是一切存在于盲目、无目的的宇宙中遭受苦难和徒劳时所承担的忧郁，沉重且可怕”；【注23】 另一方面，这种哲学又十分契合自己的唯物主义身份，让自己能顺势皈依于“非人性的科学观察”。 【注24】

“这个世界和生活完全就是尘埃——是徒劳的可鄙悲剧——从出生到快乐死去，被人仁慈地遗忘，人这个过程中怎么思考、如何行动皆毫无意义。” 【注25】同时，“这样说，欣赏力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欣赏宇宙能量的集中展示，宇宙能量产生多样性并决定事件的过程，因此必然是所有戏剧场景和强大辉煌的原始来源。” 【注26】

洛夫克拉夫特以此存在着双重身份：即看到现实微观层面的悲观内涵，也同样欣然接受成为一名宇宙宏观层面的漠视主义者。但两者之间的平衡却很难保持。漠视主义者洛夫克拉夫特虽然对宇宙盲目、无目的的本质了如指掌，但作为社会性动物，【注27】 无意义宇宙投射到客观生活中的“时间，空间和自然法则”让人窒息，【注28】 被剥夺了目的性和价值的人类处在宏观宇宙秩序之下，人不可避免地陷入秩序所规定的“决定论” 【注29】之中：

“决定论——即你所谓的命运——无情地统治着世界；虽然不是你个人设想的那种方式。我们并无特定命运可以与之斗争——因为斗争最终就是命运的一部分。事实很简单，宇宙中每一事件都是先前力量和周遭力量影响的结果，因此，我们一切所作所为都是自然的必然产物，而非源自我们的意志力。” 【注30】 “第一，没有人会假设意志可以存在于一只粉笔或其他无机化合物之中，从而将其内部运动模式转变为有机的、具有活力的类型。这种变化，当其第一次发生时，一定只是整个星球冷却收缩时附带的运动粒子的重新排列。此外，除了电子盲目搅动这一运动构成了终极意义的整个宇宙存在之外，不存在任何‘意志’。” 【注31】

因此，人类随着宇宙的目的论丧失，同时也一并失去了其方向、目的，甚至是一切概念价值，在1929年致弗兰克·贝克纳普·朗的一封信中，他用“中国盒子（Chinese boxes）”来比喻若有方向和目的的宇宙，因为这样的宇宙“会意味着开始和结束，从而假设宇宙之外还存在一个创造管理它的更大的宇宙”，随后他否定了它：“我们必须一开始就承认，这种奇观没有……没有提出宇宙拥有这些概念的理由”，同样的，人类生活在盲目、无目的宇宙之中，这样的比喻也“没有表明我们有中心意识或目的，它使人类特定标准和命运的概念变得荒谬，不会使永恒方向或目标的想法发展到不可能的程度。” 【注32】

这样，洛夫克拉夫特就有理由秉持漠视主义者身份，对人类所谓价值标准大加批判，他要么将其斥为幻觉：“有关宇宙的一个真正重要的事实，就在于它的目的或方向是缺席的……这种缺席让现实主义分析家对正确、错误、正义、不公等等产生了幻觉。世上没有美好，也没有优雅可言。” 【注33】要么嘲弄它们为过时的、机械化的产物：“是19世纪的说辞，17世纪宗教信仰的错觉，18世纪道德权利的幻想，神秘主义（唯美主义者）和工业民主的幻想也亦如此。” 【注34】抑或是将其看作是宗教的独特产物：“严格意义上的正确、正义或义务因素（区别于美学产生的温和、悲观的怜悯），在神秘宗教之外找不到可以想象出来的基础。” 【注35】

被剥夺了方向、目标和价值标准的人类，在宇宙无情盲目的统治下如同漂浮的原子：“快乐与痛苦，时间与空间，相关与无关，善与恶，爱好与无感，方向与目的，美与丑——以上所有说辞几乎将普通人类生活全部囊括在内，但内在全然空洞，在实体领域并无对应物……我们只是悲惨的原子核，在陌生和无方向的空虚中痛苦而困惑。” 【注36】这样的生活是无意义的，是不值得“活下去的”，【注37】 极其容易陷入叔本华的悲观陷阱之中。正如洛夫克拉夫特在散文《尼采哲学与现实主义》（Nietzscheism and Realism）中写下令人惊颤的只言片语：“集体自杀是世界上最合逻辑的事情——我们拒绝它，只是因为我们本能的懦弱和对黑暗的幼稚恐惧。如果我们理智些，那我们就会追求死亡——就像我们存在之前就享受过的幸福的虚无。” 【注38】

因为失去“方向与目的”而选择“自杀”是洛夫克拉夫特青年时期严肃考虑过的事情，【注39】 那时他的祖父因破产去世，一家人搬出祖上豪宅，家道中落感使洛夫克拉夫特倍感苦痛。【注40】 加之因健康问题而不得不于高中肄业，连文凭都没有就结束了学校生涯。【注41】 因此，他直言自己对生活的悲观：“我开始对存在的徒劳感到深刻，感到抑郁；我以往对人类进步充满希望，但如今热情开始下降。”【注42】 然而事实上，作为一名“漠视主义者”，洛夫克拉夫特并未全心全意投入悲观主义的怀抱，也正因为自己对悲观主义的错误了如指掌，【注43】 他“从未真正想过去死，也没有自杀的意图”。【注44】 因此，《尼采哲学与现实主义》更像是在文字上对叔本华悲观主义的复读，但没有同意这种虚无的悲观主义左右自己现实中的确切行动。

事实上，他从未对宇宙的盲目无情、决定论的确定性以及现实生活的徒劳表示屈服，相反，在宣称自己是一名漠视主义者、秉持科学观察方法，并坚持人类并无永恒价值标准的同时，他也自称自己“是仇恨现实者——是时间、空间、法则和必然性的敌人。” 【注45】因此，对他来说“唯一具有深刻情感意义的冲突，即是利用自由原则、非规律性或冒险机会来对抗宇宙法则那永恒且疯狂的僵化性……尤其是时间法则。” 【注46】

正式展开对“时间、空间和自然法则”的对抗是从两方面出发的：种族主义是其中消极对抗的一环。在对宇宙决定论抹去一切人类价值标准进行反抗时，洛夫克拉夫特首先在宇宙宏观层面上肯定了人类绝对价值标准的不存在性和虚幻性：“整个机械自然界充满了盲目无情的悲剧，其中没有绝对价值可言——除开借用荒谬狭隘的观点进行判断之外，根本无善恶存在”；【注47】 同时，在人类失去绝对价值标准时，为了避免陷入虚无主义陷阱，他不得已为宇宙层面缺失的人类价值标准寻找一个人为的、相对的替代品：“正因为宇宙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们才必须维系人为虚构的源流，它将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幻觉世界，能够确保我们在价值观、方向和兴趣上产生幻觉。也就是说——因为一切事物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必须保留彼此接近和主观的背景，使我们周围的东西看起来似乎确实是有意义的”。 【注48】

对洛夫克拉夫特来说，可供人类找到相对价值标准的“源流”就是传统和历史：“一个人完全无法思考、感受、欣赏或是活在一个满足精神、情感且富有想象力的世界之中，除非孕育他的种族传统和遗产整体为他提供了人为虚构的参照点。我们能对外部世界形成一套可用情感感受的图景，对存在的价值观和方向形成一套情感上可承受的幻觉，都完全是借助传统文化源流留给我们的主观概念和民风民俗。”【注49】 “在熟悉的事物和场景方面……我总是要求与我所属风景和历史流密切相关，如果没有一个基于已知和习惯对象的参照点体系，我就会觉得自己完全迷失在了无限之中。” 【注50】

作为相对价值标准的传统和历史必须要符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由于并无笼罩所有人类的“绝对价值标准”存在，因此相对价值标准必须要让自身感受到“熟悉感”，洛夫克拉夫特在散文《活态遗产：当今美国的罗马建筑》开篇很好描述了这点重要性，为之后展开“古物学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我们认为事物‘善’、‘漂亮美好’、‘意义重大’、‘合乎常理’、‘适当’、‘可以接受’、‘舒畅愉快’、‘重要关键’等等时，真正决定我们价值判断的顶层因素无非就是某种熟悉感（familiartiy）：一种我们已经知道事物象征，或能想起事物形态的状态。我们并无观念、标准、好恶和兴趣可言，唯有个人和种族历史偶然遗留给我们的东西，因此，以我们的情感来看，任何崭新的形式或概念对我们毫无意义，除非与我们个人生活背后偶然形成的传统背景之间存在联系——这种传统背景关乎习惯、典型对象、习以为常的感受、常见的景象、假定的目标与类似本能的标准（quasi-instinctive criteria）。” 【注51】

作为一名新英格兰贵族后裔，洛夫克拉夫特热衷于检阅家族的英格兰血统， 【注52】并积极利用自己新英格兰的身份维护英格兰-美利坚殖民叙事的连续性，即美国“新英格兰”是“旧”英格兰的延伸，它本质上属于传统的古老世界：“新英格兰作为旧世界一部分，身体转移到了新世界之中——这实际上是旧英格兰本身的延伸。事实就是如此，当我们考察17世纪伟大殖民时期的情况，那就能很容易理解到这点了。该国其他地区地域辽阔，人口稀少且流动缓慢。相反，新英格兰作为一个地区并不比旧英格兰大——1630到1645年之间，定居者搭乘载船陆续涌入这里……” 【注53】因此，尽管作为美国人，但洛夫克拉夫特仍秉持新英格兰的本土主义，他宣称自己“精神属于18世纪”，【注54】 他仿佛要逆转美国发动独立战争摆脱英格兰的事实：“正如最初一样，英格兰和美利坚在精神上不分彼此”，【注55】 并直言独立战争是错误之举：“我不愿目睹伟大文化结构发生分裂，我是真诚的保守党人，我对美国脱离大英帝国感到遗憾。我认为1775年的分歧应该在帝国内部得到解决。” 【注56】

对“盎格鲁-撒克逊”殖民叙事产生认同是20世纪本土主义者的趋势，用另一角度出发的洛夫克拉夫特与此交接，从而殊途同归：“我把盎格鲁-撒克逊看作是一个单位，”【注57】 美国之所以得以发展壮大，不是因为自身契合了资本主义发展，而“正是因为我们是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的一部分，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大规模殖民和英国统治，并给这片土地刻下不可磨灭的不列颠文明印记之后，这片地区才分离出来”，【注58】 因此，洛夫克拉夫特希望英美重新回到独立战争之前的状态：“我希望英吉利能再度团结，形成一股不可抗拒之力，以真正的罗马方式称霸全球。” 【注59】

对英美统一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认同，是他迫切寻求相对价值标准所切入的角度，他在散文《美国精神》（“Americanism”）中驳斥了美国内部意图抛弃英格兰传统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想要对‘美国精神’下定义的人都失败了，因为他们心怀偏见，不愿从欧洲为这一品质找到源头。他们无法让自己知道，思想领域中的自然发生，同有机生命领域中的自然发生一样罕见，因此，他们将美国当作是没有继承先人的孤立现象，从而白白浪费了研究的努力。” 【注60】因此，美国意图脱离英格兰传统的举动是危险的，这意味着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性的丧失、身份认同的缺乏，也就意味着人在宇宙宏观上的消失：“若失去了我们的民族性——即我们的文化群体——我们只是悲惨的原子核，在陌生和无方向的空虚中痛苦而困惑。一个人若脱离了种族源流，那他就在精神上不复存在。” 【注61】

实际上，“盎格鲁-撒克逊”身份认同不仅符合洛夫克拉夫特本人的哲学思想和实际身份，“盎格鲁-撒克逊”同样也是20世纪美国本土主义者面对机器化和移民潮爆发时寻求的保守立场。一旦机器化和移民潮变得不可抗拒，洛夫克拉夫特就焦虑于外来移民会瓦解、取代甚至玷污英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因此，他活跃的创作时期也是他活跃的偏执心态时期，这反应在他恪守“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和传统时的种族主义和反激进主义。《美国精神》创作意图对美国“大熔炉”说法进行批判：“在对美国精神产生误解时，其中最危险且最荒谬的是所谓种族和传统‘大熔炉’” 。【注62】在洛夫克拉夫特看来，外来移民不仅数量庞大，而且难以完全融入“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由于外来移民的比例远远超出了正常水平，因此我们当中会有一大批来自不同国家的外来者完全无法欣赏盎格鲁-美利坚传统”。【注63】 “想象斯拉夫人、犹太人和拉丁人后裔可以贴近与坚强好战的条顿-凯尔特民族的本能情感生活，就等于接受了一个致命的谬误……” 【注64】

为了避免外来种族/民族对“盎格鲁-撒克逊”殖民叙事的连续性造成威胁，洛夫克拉夫特的偏执心态要求他必须极力渲染其他种族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不合，抑或是直接指出其他种族的劣等性，在此之前，他首先像麦迪逊·格兰特式优生学家【注65】一样论证了所谓“雅利安人”的优越性。在诗歌《不列颠的胜利》（“Britannia Victura”）中，洛夫克拉夫特这样定义英国贵族种族：

希腊的智慧，罗马的法律，
还有远处北欧人的魄力，
他们在一座美丽的岛上定居，
书写自己作为同一种族的德行：
曩昔英格兰混合而来的荣誉，
将世世代代永存下去！
【注66】

在1917年一封寄给莱因哈特·克莱纳的信中，洛夫克拉夫特丰富了这一说法：“条顿人血统将英国从凯尔特人手中夺走，使英格兰一跃成为文明之巅。条顿人血统征服了西部荒野，为美国在世界强国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注67】确信于这种希腊、罗马、北欧（雅利安）和条顿之间的融合，他不止在一处宣称过条顿人的至高无上性，从而将视角转向英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优越性：“我对这个问题研究得越多，我就越坚信条顿人就是唯一最优越的种族。请瞧瞧不列颠群岛的情况吧。英国人全都是条顿人，因此占统治地位。”【注68】 “至于种族，我认为理应认识到大自然对人类的划分。科学向我们展示了条顿雅利安人无数胜过其他种族的优势之处，因此，条顿雅利安人的优势一目了然，无可争议。混合任何种族都只会弱化种族结果。条顿人种族，无论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欧洲大陆其他地区、英格兰还是美国，无一例外都是人类的精华……” 【注69】

庆幸的是，有时候他能稍微清醒一些，在谈到希特勒清洗屠杀时，他指出了这位纳粹的错误之处：“总的来说，我认为任一民族都应该接近最初人口的主导地位。种族血脉——如果开始是北欧血脉，那就以北欧人为主；如果开始是拉丁血脉，那就以拉丁人为主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文化的同质性和连续性。希特勒极端的纯粹种族主义既荒谬又怪诞。”【注70】 在另一封谈到希特勒的信件中，他还是较为理智地（或说乐观地）谈到传统、移民和种族混合的问题：“当然，少量外来优等种族的血统（其中必须包括大部分犹太人和蒙古人），并不会伤害另一个优等种族，只要文化不会因此受损。”【注71】 洛夫克拉夫特知道白人种族之间的差距在于文化，因此并没有完全与当时的种族优生学家沆瀣一气：“难以克服的真正障碍即是文化，我们整个价值观体系与犹太人之间完全不同，不可协调……” 【注72】这样才符合他在哲学中对传统历史文化连续性的追求：“文化或文明是一种深刻而无处不在的东西——只能经历漫长岁月，在连续性和同质性的生活中得以产生，这和政治国家之间毫无关系。” 【注73】

然而，“盎格鲁-撒克逊” 作为传统历史不仅是相对价值标准，“盎格鲁-撒克逊人”作为种族也是人类的精华，因此洛夫克拉夫特在面对大量移民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势必推翻自己的传统历史文化连续性时，他必须以偏执狂的心态排斥移民，抗拒与其他种族进行混合的机会发生。纽约的居住时期尤其扭曲了他的心态，他对纽约这所贪婪吸收移民的城市厌恶不已，我们最能清晰看见他指出纽约对传统历史文化的破坏性：“纽约已经死了，这个由暴发户和无传统发光物组成的杂种混合物，与人的生活、梦想和抱负，与文化源流毫无关系。这种华而不实，人造合成的混种主义，除了显摆自己外什么都没有。” 纽约的混杂触碰到了洛夫克拉夫特哲学中的痛处：“纽约——没有中心身份或意义，与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也丝毫没有特别之处……”【注74】 因此，“纽约不属于任何明确定义的结构，在任何人传统或连续的生活中都没有位置……”【注75】

洛夫克拉夫特很快将矛盾转向了纽约的移民，他将纽约的死亡归咎于庞杂丑陋的种族，“这座城市已被玷污和诅咒——” ，【注76】“阻止所有差别分化的种族之间混合是明智的”，【注77】 “移民给可忍受的生存宣判死亡，玷污、堕落了一切艺术和文化。允许或鼓励移民就等于自杀……” 【注78】但从洛夫克拉夫特针对移民的一系列言论出发，我们已经很难分辨出他到底是担心传统历史源流遭到破坏，还是说心甘情愿地让一种疯狂的种族主义占据他的思维。

注释：
1.The Confession of Unfaith

2.Ibid.

3.From his letter to F. Lee Baldwin, written on February 13th, 1934. See SL IV, p.381

4.“In 1899 it was a compendious treatise on chemistry in several pencil-scribbled volumes. But mythology was by no means neglected. In this period, I read much in Egyptian, Hindoo, and Teutonic mythology, and tried experiments in pretending to believe each one, to see which might contain the greatest amount of truth. I had, it will be noted, immediately adopted the method and manner of science! Naturally, having an open and unemotional mind, I was soon a complete sceptic and materialist.” From his letter to Edwin Baird, written on February 3rd, 1924. See SL I, 301.

5.“In 1902 I tried school again, this time with greater success, for I succeeded in graduating from the grammar grades. In January 1903, astronomy began to engross me completely. I procured a small telescope and surveyed the heavens constantly. Not one clear night passed without long observation on my part, and the practical, first-hand knowledge thus acquired has ever since been of the highest utility to me in my astronomical writing. In August 1903 (though I knew nothing of the press associations) I commenced to publish an amateur paper called The R. I. Journal of Astronomy, writing it by hand, and duplicating it on a hectograph.” From his letter to Maurice W. Moe, written on December 8th, 1914. See SL I, p.8.

6. The Confession of Unfaith

7. “This perforce turned my attention to th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e, and to problems in cosmogony, and literally obtruded upon my attention the matters of infinity and eternity which have since interested me so keenly.” From his letter to Alfred Galpin, written on August 21st, 1918. See SL I, p.70.

8. From his letter to Walter J. Coates, written on March 30th, 1926. See SL II, p.41.

9. From his letter to James Ferdinand Morton, written on October 30th, 1929. See SL III, p.54.

10. From his letter to Elizabeth Toldridge, written on May 4th, 1929. See SL IV, p.335.

11. From his letter to Elizabeth Toldridge, written on February 26th, 1932. See SL IV, p.23.

12. “Now as to how all this correlates with my intellectual view of a meaningless cosmos—I truly cannot see where you find inconsistency except through the use of very conventional and non-analytical standards of judgment.” From his letter to James Ferdinand Morton, written on November 6th, 1930. See SL III, p.208.

13. From his letter to Frank Belknap Long, written on November 8th, 1923. See SL I, p.260.

14. From his letter to Robert E. Howard, written on October 3-5-7th, 1932. See SL IV, p.82.

15. S. T. 乔希（S. T. Joshi）在著作《洛夫克拉夫特：西方的衰落》论及洛夫克拉夫特的伦理学时也说到了这点。See Joshi, S. T. H. P. Lovecraft: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Seattle: Sarnath Press, 2017.

16. “Regarding matters philosophical—I hope that my preceding epistle did not sound too unrelievedly pessimistic. I am not a pessimist, but merely a realistic indifferentist……The truth is that the cosmos is blind & unconscious—not giving a hang about any of its denizens, nor even knowing that they exist.” From his letter to Helen V. Sully, written on September 23rd, 1935. See SL IV, p.195.

17. From his letter to James Ferdinand Morton, written on October 30th, 1929. See SL III, p.39.

18. “What, indeed, can be the significance of anything apart from its relation to some connected and consistent fabric which organic heritage and intimate association have made proximately real and vital to us amidst an absolutely aimless and valueless cosmos? To me it seems glaringly clear that there is no intrinsic value or meaning in anything which stands by itself.” From his letter to Frank Belknap Long, written in April 1928. See SL II, p.234.

19. Life for Humanity’s Sake

20. “Like you, I am impressed with the futility of all effort—and the only reason I ever read or write anything is that I would be still more miserable if I didn’t.” From his letter to Frank Belknap Long, written on June 9th, 1922. See SL I, p.185.

21. [In Defense of Dagon]

22. From his letter to Reinhardt Kleiner, written on September 14th, 1919. See SL I, p.87.

23. From his letter to Reinhardt Kleiner, written on May 13th, 1921. See SL I, p.132.

24. “As for my philosophy—it does not argue youth, for I shall be 39 next August; but it does argue impersonal scientific observation—free from emotions such as hope or will—of the evidence presented to our perceptive apparatus by such portions of the external world as impinge upon it.” From his letter to Elizabeth Toldridge, written on May 4th, 1923. See SL II, p.335.

25. From his letter to Frank Belknap Long, written in February 1924. See SL I, p.290.

26. Ibid.

27. 洛夫克拉夫特在1908-1913年深入浅出，过着类似隐居的生活。但在对《大商船》（Argory）某篇伤感浪漫小说进行批评后，联合业余报业协会（United Amateur Press Association, UAPA）的总裁爱德华·F·达斯（Edward F. Dass）邀请洛夫克拉夫特加入协会，洛夫克拉夫特这才得以脱离自己的“隐士”生活。虽然洛夫克拉夫特一生从未离开新英格兰，但他每天以6篇信件的速度与大量通信者建立了联系，他还去过纽约居住了一段时间，晚期对美国政治局势进行分析，因此足以证明他大半生的“社会性”。

28. “Time, space, and natural law hold for me suggestions of intolerable bondage, and I can form no picture of emotional satisfaction which does not involve their defeat—especially the defeat of time……”From his letter to August Derleth, written on November 21st, 1930. See SL III, p.220.

29. 关于洛夫克拉夫特的决定论: “Lovecraft was endlessly fond of citing the trilogy of Democritus, Epicurus, and Lucretius as the ultimate originators of the tendency toward materialism and scepticism to which he adhered. He was not always careful to cite Leucippus, Democritus’ tutor, and the true founder not merely of ancient atomism but of determinism.” See Joshi, S. T. H. P. Lovecraft: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同样的，在自述文《无信仰的自白》中，洛夫克拉夫特宣称自己“暂停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真正坚持，不情愿地放弃自由意志，永远支持决定论。”See Unfaith, CE 5.148.

30. From his letter to Reinhardt Kleiner, written on May 13th, 1921. See SL I, p.132.

31. [In Defense of Dagon]

32. From his letter to Frank Belknap Long, written on February 20th, 1929. See SL II, p.260-261.

33. From his letter to Frank Belknap Long, written on March 21st, 1924. See SL I, p.334.

34. From his letter to James Ferdinand Morton, written on October 30th, 1929. See SL III, p.47.

35. From his letter to Henry George Weiss, written on June 5th, 1931. See SL III, p.375-376.

36. From his letter to James Ferdinand Morton, written on November 6th, 1930. See SL IV, p.207.

37. “At present it cannot be said that the life of any civilised & sensitive man in America is really worth living……” From his letter to Woodburn Harris, written on November 9th, 1929. See SL III, p.80.

38. Nietzscheism and Realism, CE 5.71

39. “The one time that I seriously thought of suicide was in & after 1904, when my grandfather died in the midst of business tangles (he was president of a land & irrigation corporation exploiting the Snake River in Idaho, & the total destruction of the dam on which everything depended had caused a frightful situation) & left us all relatively poor.” From his letter to J. Vernon Shea, written on February 4th, 1934. See SL IV, p.357

40. “My mother & I were forced to vacate the beautiful estate at 454 Angell Street, & to enter the less spacious abode at 598, three squares eastward. The combined loss of grandfather & birthplace made me the most miserable of mortals.” From his letter to Reinhardt Kleiner, written on November 16th, 1916. See SL I, p.40.

41. 洛夫克拉夫特谈及自己因健康问题从高中肄业的信件, see SL I, p.9; SL I, p.40-41; SL II, p.120。这一话题同样可见 Joshi, S. T. H. P. Lovecraft: I am Providence, New York: Hippocampus Press, 2013. Ch.5

42. From his letter to Edwin Baird, written on February 3rd, 1924. See SL I, p.302.

43. 在对克鲁奇进行评价的时候，洛夫克拉夫特直言:“Really, there ought not to be any such inclusive term as pessimism. ‘Pessimism’ argues the existence of fixed & universal values which cause a certain outlook to be intrinsically bad as judged from every point of view.” From his letter to Woodburn Harris, written on November 9th, 1929. See SL III, p.83.

44. From his letter to Alfred Galpin, written on May 27th, 1918. See SL I, p.67.

45. From his letter to Frank Belknap Long, written on May 13th, 1923. See SL I, p.229.

46. From his letter to E. Hoffmann Price, written on August 15th, 1934. See SL V, p.18.

47. See Nietzscheism and Realism, CE5. 除了前文提及的“快乐与痛苦，时间与空间，相关与无关，善与恶，爱好与无感，方向与目的，美与丑”等等外，洛夫克拉夫特还在其他地方将正义、伦理和民主驳斥为幻觉：“We realise that all conceptions of justice and ethics are mere prejudices and illusions”; “……there is no reason to mourn the absence of democracy—because it is a sheer illusion which never existed on a national scale. ” See SL I, p.208; SL III, p.346.

48. From his letter to James Ferdinand Morton, written on November 6th, 1930. See SL III, p.208.

49. Ibid, p.207.

50. From his letter to Clark Ashton Smith, written on November 7th, 1930. See SL III, p.214.

51. A Living Heritage: Roman Architecture in Today’ s America. CE 5

52. See his letter to Frank Belknap Long, written in November 1927. See SL II, p.179-184.

53. From his letter to Helen V. Sully, written on September 2nd, 1934. See SL V, p.29-30.

54. From his letter to Maurice W. Moe, written on July 27th, 1929. See SL III, p.9.

55. Anglo-Saxondom. CE 5

56. From his letter to F. Lee Baldwin, written on February 13th, 1934. See SL IV, p.384.

57. From his letter to Reinhardt Kleiner, written on August 25th, 1918. See SL I, p.72.

58. Americanism. CE 5

59. From his letter to James Ferdinand Morton, written on February 10th, 1923. See SL I, p.208.

60. Americanism. CE 5

61. From his letter to James Ferdinand Morton, written on November 6th, 1930. See SL IV, p.207.

62. Americanism. CE 5

63. Old England and the ‘Hyphen’. CE 5

64. From his letter to Elizabeth Toldridge, written on February 26th, 1932. See SL IV, p.20.

65. 麦迪逊·格兰特在臭名昭著的《伟大种族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将白人划为“雅利安人”、“阿尔卑斯人”和“地中海人”，格兰特认为北欧的雅利安人是最优越的种族，并追溯了条顿种族作为雅利安人的起源。至于洛夫克拉夫特有没有直接受到格兰特的影响，暂不得而知，一是因为他在1915年致莱因哈特·克莱纳的信中就提到过条顿-雅利安人的优越性，这比格兰特1916年首版的书籍还早一年，这封信我在下文引出来了；二是因为洛夫克拉夫特并未提及过自己读过《伟大种族的消逝》。因此，洛夫克拉夫特很可能是受到了格兰特之前的种族主义优生学家的影响而得出这一结论的。

66. From his poem “Britannia Victura”, AT 405, ll.7-12.

67. From his letter to Reinhardt Kleiner, written on December 23rd, 1917. See SL I, p.53.

68. From his letter to Reinhardt Kleiner, written on December 6th, 1915. See SL I, p.18.

69. From his letter to Reinhardt Kleiner, written on September 30th, 1915. See SL I, p.17.

70. From his letter to F. Lee Baldwin, written on February 13th, 1934. See SL IV, p.384.

71. From his letter to James Ferdinand Morton, written on June 12th, 1933. See IV, p.205-206.

72. Ibid, p.207.

73. From his letter to J. Vernon Shea, written on May 29th, 1933. See SL IV, p.197.

74. From his letter to Donald Wandrei, written on February 10th, 1927. See SL II, p.100.

75. From his letter to Clark Ashton Smith, written on February 18th, 1927. See SL II, p.103.

76. From his letter to Frank Belknap Long, written on August 21st, 1926. See II, p.68.

77. From his letter to Natalie H. Wooley, written on November 22nd, 1934. See SL V, p.78.

78. From his letter to James F. Morton, written on September 27th, 1926. See SL III,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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