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出 10 强的天津，还有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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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砺石商业评论，作者 | 王剑

在许多人眼里，天津这座直辖市很特别，似乎到处充满了欢乐。只要天津人一开口，甭管说啥，让人听着就乐。

这是因为天津方言在整个北方语系中自成一派，不急不躁带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却又不知来自何处。

就像北方人吃面一定配蒜，天津人张口闭口离不开一个“嘛”字。

别的地方打招呼问“您这是上哪啊？”，天津人则说“您，干嘛去啊？”这个“去”不是发“qu”，而是“qie”；再比如，“你介似干嘛”“有嘛事儿”“嘛玩意儿”，反正十句话有九句必定带个“嘛”字。

天津也被称为“哏都”，因为当地人说啥都会带句“哏儿”，也就是当地的俗语。比如夸人不错，那会说“介人儿可zen（真）哏儿”；要说对某人有意见，往往会说“你介人儿真哏儿，嘛玩意儿”。

正因为天津人平时喜欢互相调侃，语言又风趣幽默，才走出如马三立、侯宝林、常宝华、冯巩、郭德纲等这些著名的相声艺人。

天津方言中的“打镲”“捯饬”“碎嘴子”“幺蛾子”，也大多是相声艺人表演的段子，逐渐被大众所熟悉。

不过，天津可不只是盛产欢笑，同时还是北方十大“万亿城市”中，仅次于北京的城市。同时还是华北重要的航运中心、物流中心和现代制造业基地。

更重要的是，天津也是我国历史上唯一有着确切建城时间记录的城市。

01 九河下梢天津卫

天津东临渤海，北靠燕山山脉，是守卫首都北京的重要门户。

不过天津的历史并没北京那么悠久。虽然天津附近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但如果勉强算有城市规模，应该是秦朝统一天下后，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设右北平郡，治所在今蓟县（当时称为无终县）。

当时的天津只有蓟县是陆地，如今的天津市区、塘沽等地都还泡在海水中。所以从历史和地理角度来说，天津的城市文明始于蓟县。

今天被称为天津人“母亲河”的海河的出现，其实要感谢三国时期的一个人，曹操。

曹操灭袁绍后，为肃清逃到乌桓（今辽宁朝阳一带）的袁氏残余势力，开始北征。

在蓟县当地人田畴建议下，曹操组织大军开凿了五十多公里的平虏渠，沟通了滹沱河（今子牙河）与泒水（今大清河），同时又开凿了泉州渠与新河。

虽然曹操做的这些都是为了方便运输北伐所需物资，却奠定了后来海河水系的基本面貌。

隋唐时期，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位于运河北部、兼有河海运输之便的蓟县地位日渐重要。

运河与“五河尾闾”（今海河）在市区三岔河口交汇，成为“三会海口”（三条河流汇合入海处）的重要枢纽。

唐诗《长恨歌》里面有一句“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渔阳，就是今天的蓟县。

安禄山之所以能直捣长安，吓得唐明皇西逃，正因为他身兼平卢、河东、范阳三镇节度使，而渔阳是其重要的军需物资储备基地。

唐朝土崩瓦解后，经历了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海河流域成为宋辽之间的界河，蓟县也被契丹人占据。

契丹人在蓟县经营多年，信奉的佛教也随之开始盛行。时至今日，蓟县著名的白塔，盤山的天成寺，都是当时佛教盛行的遗迹。

南宋时期，崛起的金人沿着海河水系继续开拓漕运，并设置了军事组织“直沽寨”进行守护。

“直沽”，也成为天津城市发展中有史料记载的最早名称。

元代建立后，粮食主要靠水陆联运，其中水路是由今江苏太仓浏河至大沽口转经海河干流，再沿北运河北上。虽说总航线超过5000里，但往返不过20日。

元延祐三年（1316年），“改直沽为海津镇”，此地不仅是漕粮运输的转运中心，同时设有大直沽盐运使司，专门负责盐业产销。

随着岁月更迭，昔日繁忙的“直沽”因为战乱逐渐走向衰落，慢慢成为一座不起眼的渡口小镇，直到迎来一位改变命运的皇帝。

史料记载，公元1370年，燕王朱棣从直沽附近的渡口南下，起兵争夺皇位。

公元1404年（明永乐二年），朱棣为纪念由此起兵“靖难之役”，将此处命名为“天津”，开始筑城设卫，称天津卫，随后又分别增设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

清顺治九年（1652年）三卫合一归并于天津卫，后改为蓟州府，设立民政、盐运和税收等建置。依托漕运，商业、手工业的兴达，天津终于脱离军事卫所的单一属性，成为北方商贾萃集的繁华城市。

“九河下梢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这座因漕运而兴的城市很快又被卷入历史的风浪中。

02 近代工业的多个“第一”

直到现在，许多天津人还将自己的城市称为“天津卫”。这个“卫”，卫的是谁呢？当然是首都北京。

而这一个“卫”字，也道出天津语言与人口复杂的缘由。

《天津县新志·汪来传》说：“明初有戍天津者，因家焉。”

由此可见，天津是由于朱棣部署“戍天津者”后，这里才逐渐形成规模，建城的最大作用便是拱卫北京。

当年追随朱棣征战的有不少是老家皖北人（今蚌埠固镇、凤阳以及宿州一带），正因天津地理位置重要，朱棣称帝后，便将这些皖籍将士安置在此。

明朝时期的“卫”是军屯制，也就是以军事组织形式进行生产与生活。随着这些将士以及家属在天津定居，一代又一代的邻里守望，最终成为独树一帜的“方言孤岛”。

根据后来不少专家考证，天津方言与周围北方语系格格不入，很大程度是因为天津当地的母语逐渐被来自江淮平原地区的移民同化所致。

大约四百年后，又有一批安徽人来到天津，这便是李鸿章麾下的淮军。

义和团运动剿灭之后，曾国藩对他麾下的湘军进行大规模裁撤，而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却因他的步步高升而保留。

184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将淮军调入天津，担负起自北起天津、南到上海的防守任务。

甲午战争爆发前，驻防天津的淮军有数万人，如果算上家属亲眷，总数近十万，占天津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因此淮军大多来自合肥周边的肥西、肥东、长丰一带，方言基本都是合肥话。

如此数量庞大的合肥方言群体又一次与天津话发生融合，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

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他们看中天津临近京畿，交通便利的条件，威逼清政府开放天津，随后英法俄日等九国在此设立租界。

当时，列强的租界面积居然比天津主城区还要大八倍之多，完全不受清政府管辖和制约。

李鸿章赴任天津后，看中城市临海便于进口机器和原料的优势，将此地作为兴办洋务的大本营，建造了亚洲最大的兵工厂天津机器局，并开设了开平矿务局，兴建了专门运煤的唐胥铁路。

一家家近代化企业在天津竞相兴起，也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

中国第一家邮局，第一套邮票都诞生在天津，率先开启国内的海运和陆运邮路；

第一根电报线在大沽炮台与天津之间架设；

第一所电报人才培养基地，电报水雷学堂；

第一批公派留学生从天津踏上赴美求学之路；

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

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

第一所国际水准的海军军官学校，北洋水师学堂；

……

伴随西风东渐，西方先进技术与文明荟萃一堂，让中国近代史上无数工业与军事领域的“第一”诞生在了天津，这座昔日的漕运之城也因此成为历史变革的“风暴眼”。

03 旧中国时期的天津

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旗下的北洋军成为清政府最重要的军事力量。

有感于腐朽落后的八旗旧制，袁世凯在天津小站以德军为蓝本操练北洋新军，建立起真正意义的现代中国陆军。

袁世凯坐镇天津时，开辟河北新区，与租界分庭抗礼。同时，他修新火车站，办北洋银元局、直隶工艺总局，抵制租界垄断，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北洋时期”。

等袁世凯的“窃国之梦”破灭后，他身后的大小野心家纷纷登台，“城头变幻大王旗”，搅得中华大地天昏地暗。

20世纪初，世人称“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幕后”。租界将天津划为两个世界，英租界的“五大道”，汇聚了二百三十多幢风格独特的别墅，下野军阀在此遁迹。

他们一边享受优渥的生活，一边观察着北京的风吹草动，伺机行事。波谲云诡的近代政治几乎都发源于这里，每栋绿荫遮蔽的别墅内，都留下了历史的印记。

租界内，天津报业百花齐放，新思想百家争鸣。

严复在此译出《天演论》，就连人人订阅的《大公报》也是在1902年创刊于天津法租界，1935年发行上海版，随后迁移到香港至今，成为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之一。

租界外是另一番景象，除了几处闹市区，很多昔日驻扎军队的地方，流氓地痞与军警沆瀣一气，早就兵匪一家；南端则是著名的“三不管”，聚集了一大批天津本地及逃难而来的底层群体，乌烟瘴气。

天津话说“平地抠饼，对面拿贼”，意思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想活命先得靠不要命的本事。

城市另一边的码头，江湖豪侠与江湖骗子鱼龙混杂，坑蒙拐骗，受苦的永远都是底层老百姓。

苦的还有昔日江湖艺人，也就是所谓吃“开口饭”的京剧、评剧、相声、评书艺人，但这碗饭实在不好吃。

梨园行常说“北京坐科，天津唱红”，因为天津观众的眼光最挑剔，唱得不好立即就翻脸起哄。

这些江湖艺人因为身份卑微，不仅要受到政客、军警的盘剥，还被视为“下九流”的职业，除了个别被追捧的“大腕”，绝大多数只是勉强糊口。

啥都不怕，啥都敢骂，加上特殊的社会形态，构成了天津人吃软不吃硬的性格底色。

骂归骂，可天津人凡事又敢为人先，遇到不爽的事情就得争一争。

欧洲列强在天津开设租界后，各种洋货争相而至，阻碍了民族工业的不断发展。

可天津人骨子里不服输，加上洋务运动的洗礼，这座城市也成为华北乃至全国工业的摇篮。

依托原有的兵工产业，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带来中国铸铁和机器制造业的兴起，各类新工艺和设备不断推陈出新，让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萌芽的土壤。

此时，天津也涌现出一大批民族资本家，靠着一己之力对抗欧洲列强对实业的垄断。

中国民族化工之父范旭东留日归来后，创办久大精盐公司，生产出中国第一批精盐，打破日商的垄断；同时他又创办永利碱厂，提升技术，打破英国垄断。

不仅如此，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公司、宋棐卿的“抵羊牌”毛线厂、宋则久的天津造胰（肥皂）公司、孙冰如的寿丰面粉公司，都是中国民族工业的杰出代表。

天津主要销售国货的劝业场，不仅是华北规模最大的百货商场，同时也是国货最为集中的销售场所，至今还是天津著名的商业地标。

与此同时，商业的繁荣也加速了天津金融业的不断演进。

作为北方盐漕基地和商贸中心的天津遍布各类票号和钱庄，为了抵御西方列强对经济上的管控，1882年中国第一个近代银行汇丰天津分行建立，随后各类银行遍地开花。

到上世纪20年代，天津的金城、大陆、盐业、中南并称“北四行”，与浙江、上海的“南三行”呈对立之势，天津更成为北方首屈一指的金融之城。

04 中国最早的计划单列市

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仍旧是北方第一经济强市。

1950年，天津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国的28%，居各省市第一位。

1952年天津GDP 12.8亿，是北京的1.62倍；1957年天津财政收入7.99亿，是北京的1.25倍。

作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天津工业基础雄厚，工业全部41个大类中占了39个；207个中类占了191个，曾经创下了无数个新中国“第一”。

1950年，第一辆国产无轨电车；

1954年，第一块国产手表；

1956年，第一台国产照相机；

1958年，第一台国产电视机；

……

当时天津产的海鸥手表、飞鸽自行车、梅花牌运动服、郁美净儿童霜都是国人争相购买的“靓货”。

无数个轻工业“第一”不仅让国人感到自豪，也让天津人真正感受到工业化带来的巨变。

看到天津的经济如此雄厚，河北曾将自己的省会由保定搬到了天津，开启了河北与天津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纠葛。

不过，这并不是天津首次当省会。晚清时期，天津就是直隶省会。国民政府时期，天津第二次成为河北省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恢复河北省建制，省会驻保定，天津为直辖市。

“一五”期间，河北省觉得保定工业基础较差，希望将省会搬迁到平汉与正太铁路交汇的石家庄，但考虑到搬迁资金费用，决定省会依然暂定在保定。

1958年4月，经过河北省向中央的再次建议，决定依托天津原有的历史地位和工业基础，希望将天津作为省会，得到了中央批准。

天津市划归河北省后，虽然是省会，地位高于保定、石家庄、唐山、张家口、承德等市，但名义上已属河北省管辖，中央的资金和物资经由河北省作二次分配。

河北省为平衡全省，便将原分配给天津市的资金、物资在省内重新调配，导致天津当地干部和企业十分不满。

双方矛盾越来越严重，官司打到国务院后，周总理下令：今后在分配资金、物资时，仍按直辖市对待天津。

具体做法是，下达计划指标时，河北省后面增加一行“其中天津市”，这便是后来“计划单列市”的由来。

甚至在三年困难时期，天津作为全国四大工业基地之一，所有市民口粮与直辖市的北京、上海及重工业集中的辽宁省一样，由中央下令，从外省调进。

1966年，中央为备战提出“三线建设”方案，考虑到天津地处沿海，是国防第一线，河北省再次提出要将省会搬迁到保定，但最终落在了石家庄。

1971年，河北省觉得石家庄还是不够理想，希望还是搬迁到保定，周总理最终一锤定音：河北省省会不要再迁！

从此，河北省省会一直留在了石家庄。

此时，天津又一次恢复直辖市身份，却因自身优势留下了省会期间建设的大学和医院。

比如如今的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医学院附属总医院，都是河北省当年想转走却未能如愿的。

不过，作为补偿，原天津师范学院改名的河北大学（现搬迁到保定），以及由天津负责建设的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原河北省医院）划归河北与天津共同管理。

随后很长一段时间，计划经济体制庇护下的天津，日子过得悠闲，但发展也骤然减缓。

05 初见端倪的滨海新区

改革开放前，第二产业一直是天津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

相关资料显示，从1949年到1975年，天津的第二产业比重迅速上升，从36.36%上升至72.12%，是名副其实的工业之城。

到1978年，天津三大产业结构的比重分别为6.1%、69.6%、24.3%，经济结构基本没啥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天津市经济和工业主要聚集在中心城区，滨海地区和远郊区县经济与工业相对薄弱。

1985年，天津工业布局中，市区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的70%-80%，滨海地区工业产值占全市的12%。

此时的天津作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吸引了三星、摩托罗拉、大众、丰田、可口可乐等外资企业入驻，天津工业也借助改革开放之势突破百亿，但也呈现出城市污染严重、能耗高、产业集聚度较低等问题。

虽然天津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调整了城市布局的规划方向，提出“一条扁担挑两头”战略：即整个城市以海河为轴线，改造老市区，作为全市的中心；工业发展重点东移，大力发展滨海地区。

但受困于经济发展乏力，这些规划始终难以真正落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