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新闻专访薛澜院长：行程过半，可持续发展目标仍须合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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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澜

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联合国在2015年推出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发展蓝图，其17项目标及169个子目标涵盖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在实践中的确发挥了引领各国推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作用。然而，今年距离2030年的目标期限只剩下一半、也就是7年多的时间，世界的现状却与目标 “相距甚远”。在9月下旬可持续发展峰会期间，《联合国新闻》的黄莉玲就此采访了前来纽约总部参会的著名全球治理学者、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

联合国新闻：在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目标当中只有15%的目标是在推进，其余目标都处于脱轨状态。您认为挑战最大的领域是哪些呢？

薛澜：首先，全球面临着新的地缘政治挑战、各种形式的冲突、多种矛盾的激化，导致很多可持续发展目标不但没有办法推进，而且实际上还在倒退。

第二，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自然灾害更加频繁，近几年来极端天气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出现，许多发展进步都因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化为乌有。

第三，从公共管理角度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涉及多目标的权衡、多部门之间的协调以及多层级政府之间的统一步骤，但许多国家的国家治理落后，给这些目标的实现构成了巨大挑战。

第四，统计数据不足也是一个突出的难题，我们说有15%目标在推进而其余目标已脱轨，其实是基于不完全的信息来推测的。联合国2022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指出，就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8个目标而言，193个国家或地区中只有不到一半有2015年或之后的国际可比数据，可见，由于缺乏统计数据，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真正的情况。

联合国新闻：如果我们用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来衡量中国的进展，那么中国的进展是什么样的状况？

薛澜：中国在经济方面的进步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中的一个亮点。在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最难、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脱贫的问题，而中国恰恰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在2020年）完成了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另外如果我们从三大方面，即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发展来看，中国在生态环境改善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最近这些年的蓝天白云，相比十年和二十年前可以说是有了巨大的改善。双碳目标也已经深入到整个社会的各行各业。同时，社会进步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方面有丰富的数据，例如，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超过了50%。

当然，中国也还有很多有待改进的地方。第一，中国各地方的发展非常不平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7年）成立了一个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研究院前几年做了一项中国各地方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情况的研究，我们发现，各个省份之间差异比较明显，而且近几年来改善并不大。第二，中国性别平等的发展情况不够乐观，社会发展中性别差距的缩小不太明显，这也是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改善的方面。第三，中国各地生态环境的各个方面虽然总体有所改善，但是各地方的进展差距较为明显，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去挖掘。

中国内蒙古沙漠中的光伏发电站。联合国新闻：对于推动可持续发展而言，中国有哪些发展政策发挥了作用呢？
薛澜：中国有一个特点，政府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而这个作用是通过一个非常有效的规划体系来完成的。众所周知，中国有五年规划体系，这个五年规划可能跟原来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计划完全不同，实际上在制定这个五年规划的过程中，各方通过集思广益讨论交流，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确定出重点发展目标，然后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开展各种项目来积极推进目标的实现。因此，中国在落实五年规划的时候，是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地努力，朝着全社会共同认可的重要目标去积极推进。可以说，中国的五年规划体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工具。第二，中国在过去这些年把扶贫攻坚作为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目标，经过各方面全社会上下的共同努力，终于消除了极端贫困。第三，中国在过去几年来积极推动科技创新，用创新驱动发展，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也不断创造了各种各样新的产业发展机会，使得经济发展始终保持非常强的活力，因而能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取得很大的进步。总而言之，这三大类政策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联合国新闻：您刚才提到科技创新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中国可以如何利用当前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契机，推动社会的整体可持续发展呢？薛澜：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确为发展带来了一个重要机会。首先，第四次工业革命可以帮助中国推动产业升级。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主要靠比较低成本的劳动力以及资源的消耗实现产业发展，在国际制造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份额，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但这显然是很难常以为继的。科技创新则带来了许多新的机遇，一方面，科技创新的技术应用能够提高我们的产业效率，创造更多的附加价值，使得中国在国际产业链当中占据更加高端有力的位置；另一方面，很多新兴产业也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最近这些年新能源在中国的发展如火如荼，电动汽车等产业给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这些新兴技术的应用对改善环境、减少碳排放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电动汽车的产量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也使得中国在实现双碳目标中成为了全球的领头羊。第二，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带来了新的推动力。许多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城镇化过程，人口大规模涌入到城市，城市的各种服务和基础设施面临很大挑战。中国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大大改善了新兴城镇化的过程，很多中国城市大力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就是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使得我们的城市交通、城市运行更加高效，所以中国在利用科技推进城镇化方面提供了很多好的范例。最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许多技术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例如，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帮助我们改善健康，各种信息技术的应用促进了在线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式可以让人们选择喜爱的课程、音乐、文化、娱乐等。所以，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面、深入的。北京拥有全球排名第三的全球领先科技集群，仅次于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联合国新闻：刚才您谈到了中国的城镇化，那么现在中国的城镇化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如果跟世界上一些其他国家相比，这些特色是如何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呢？
薛澜：一方面，中国是市场发展占主导地位，政府发挥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这和很多年前是不一样的，很多年前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是由政府占主导作用的。在1980年代，我们比较强调小城镇的发展战略，但最近这些年则更加强调大城市的带动作用——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这是中国最近几年比较突出的一个政策导向。其次，中国注重城市群的发展。中国现在有一些比较大的城市群，例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长株潭城市群等。通过这些城市群的发展，各个城市之间互相促进、产业互补，带动效应更加突出。最后，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比较重视新农村的建设，倡导城乡总体协调发展，这也是中国城镇化的独特特色。联合国新闻：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治理上，中国现在在做哪些工作？薛澜：中国在过去几年来做了大量工作。首先，中国是铁腕治污，对治理环境污染下了很大的力气，对很多高污染的行业企业关停并转，展现了一种壮士断腕的气魄。第二，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双碳行动。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在一些重点行业，碳市场利用市场机制提升了减碳活动的效率。中国也利用技术创新手段在光伏、电动汽车、风电等很多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我们的清洁能源可以说在全世界体量是最大的，应用也是最广的。同时，我们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努力，通过政府引导、企业自我规制、社会总体行动来推动整个绿色转型，可以说发展得非常快。联合国新闻：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以及社交媒体的发展，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怎样的挑战，又如何去应对呢？薛澜：这些技术给我们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和巨大的便利，包括买东西、支付、旅行， 非常地方便，但另一方面，这些技术也的确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个人隐私的泄露为互联网犯罪提供了条件，这是普遍受关注的一个问题。其次，互联网上的社交媒体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影响，包括对青年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有的时候可能互联网上稍微有什么情况就会出现人肉搜索，那么这可能给相关人员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所以在这方面，技术有很多潜在的负面影响。另外，大型平台企业的垄断也给公众利益造成了很多不利的影响，全社会都在呼唤更好的治理。那么在治理方面，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努力的现代治理体系。政府的作用更多是通过法律法规、政府措施等治理工具对不法行为和犯罪行为进行打击，对企业进行合理规制，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面临挑战，即如何合理平衡治理与发展。所以我们一直在提倡“敏捷治理”，就是说政府能够在有不利苗头出现的时候及时采取一些“轻推”措施来提醒企业，某个方向可能有问题就需要进行一些调整。这样一来，就能确保我们的市场比较健康地发展。当然企业也需要提升自我约束能力，跟政府配合。当看到技术的发展有可能损害公众利益的时候，那就要通过企业内部的各种机制进行约束，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技术真正造福于社会。如今，中国社会的非常活跃，在技术发展显露出一些不利影响时，社会公众、社会组织也能发挥监督约束的作用。因此，政府、企业、社会三者之间良性互动，逐渐形成了中国现在这种针对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治理体系。中国民间救援队在河北涿州转移被洪水围困的市民。联合国新闻：世界现在正在从新冠大流行的阴霾当中走出来，那么对您而言，这场大流行病带来的启示是什么？薛澜：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风险永远走在人类进步的前面。在科技进步的助推下，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了巨大的迈进，所以我们往往容易沾沾自喜，觉得人类是可以无所不为的。然而，类似于新冠疫情这样的事件总是在提醒我们，虽然我们觉得自己很厉害，已经 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一个小小的新冠病毒，就可以让全社会，甚至全球都陷入瘫痪。所以这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永远都要对自然界保持清醒的认知，我们要敬畏自然界，要敬畏我们可能面临的风险，要不断地在应对这些风险的过程当中去学习。另外，我们要不断加强全社会应对各种风险和突发事件的能力。实际上从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中国就对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开展了全面的努力和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可以说每一次新的突发事件暴发，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个体系存在的一些问题，仍然需要不断完善。我想这对全世界各国可能都面临着这样的挑战。第三，我们越来越看到应对新冠大流行和气候变化等重大的突发事件，都需要全球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应对这些危机不是某一个地区某部分人能够单独完成的，需要全世界、各个国家都能够同心协力应对我们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总之，我想对于新冠大流行，我们是既有经验，也有教训。联合国新闻：中国、印度、巴西、南非这些新兴经济体能够对全球治理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薛澜：首先，新兴经济体现在在全球经济发展当中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在全球治理体系里面的声音也越来越强。从这点来看，新兴经济体最大的贡献就是提供了很多新的想法和新的治理思路，这对全球治理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助。其次，新兴经济体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新的资源。例如，最近这些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对外援助，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像印度等很多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也会为解决全球问题贡献更多的资源。联合国新闻：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在千年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制定的，千年目标就没能够实现，让人倍感失望。可持续发展目标则进一步科学化和系统化，制定了169个子目标，的确是成为了一个全世界看齐、引领世界发展的蓝图。但现在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只差七年的时间了，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目标都在脱轨，您有没有一种特别失望的感觉？薛澜：一方面，不能实现这些目标的确让人失望，但另一方面，也要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保持信心。首先，全世界国家众多，拥有非常多不同的文化和政治体系，差别是巨大的。但是在差别显著的情况下，各国能够对未来全球发展的总体目标达成一致认可，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到可持续发展目标本身就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公共政策试验，我认为 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当然，要想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确实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问题，而且这中间还有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很多外界的冲击，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还需要共同努力。我们这次在行程过半之际对目标实现的情况进行中期回顾，可能就会看到，也许我们原来制定这些目标的时候就高估了我们的能力，同时在某些方面又低估了科技创新的潜力。换句话说，这次中期评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这些目标的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对这些目标进行调整，毕竟人类发展不会到2030年就终止。因此，以我之见，其实这有点像中国的五年规划，也许人类社会的发展情况可以15年评估一次。在这一个15年，我们取得了很多的进步，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那在下一个15年我们再继续制定新的目标，不断去推进，这样我们就能逐渐真正实现建设美好社会、美好世界的未来。以上是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接受《联合国新闻》的采访。转自：联合国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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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Institute for AI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Tsinghua University，THU I-AIIG）是2020年4月由清华大学成立的校级科研机构。依托清华大学在人工智能与国际治理方面的已有积累和跨学科优势，研究院面向人工智能国际治理重大理论问题及政策需求开展研究，致力于提升清华在该领域的全球学术影响力和政策引领作用，为中国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提供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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